【名家话文化】

文化建设要如履薄冰 怀有敬畏

——专访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

　　作者：孔繁鑫

　　吴文科，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名曲艺学家。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从事曲艺史论研究，参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及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曲艺志》（29卷本）的编纂指导和学术审定工作。

　　记者：您起步于学习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后转向研究曲艺。请问您如何与曲艺研究结缘？

　　吴文科：我在1980年入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时，我对明清小说、尤其是《红楼梦》很感兴趣，做了一些《红楼梦》的研究尝试，大学毕业后写了一篇论文，名为《也论凤姐》，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学刊》投稿，在1985年第一期被刊登出来，红楼梦研究所的有关领导因此相中我，想让我去学刊编辑部工作。当时，中央有关方面发文，开展《中国曲艺志》的编纂，但刚成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缺少研究人员，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红学家和文艺评论家李希凡先生在此过程中征询我的意见。尽管当时我对曲艺的了解还不是很多，但编纂《中国曲艺志》的学术吸引力很大，正因这个机缘，仅凭一腔热情就投入进去了。从1987年8月起，到2011年11月《中国曲艺志》全部编纂完成并出版，我得以走遍全国，学习并了解了古今所有的曲艺品种及其发展状况，前后长达25年。

　　记者：就您对曲艺的研究和感悟，请问曲艺在当今时代还有生命力吗？

　　吴文科：这个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但也是个真问题。

　　包括曲艺在内的所有传统艺术之所以能够千百年流传下来，肯定有它自身独特的价值和不竭的生命力，长期存续肯定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除了供人们娱乐和审美，曲艺还承担着传承历史文化的重任和“生儿育女”的职责——它不仅为口头文化的世代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孕育催生了多种文学体裁和戏曲剧种，被誉为“文学之父”“戏曲之母”，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长篇白话小说及其章回体的体裁样式，就是古代曲艺说书艺人创造和影响的结果；就连绝大多数的地方戏曲剧种，也是从不同的曲艺品种演变而来。今天的曲艺传承和发展之所以出现了巨大困难，责任不在曲艺本身，而在于我们没有继承和发展好这门艺术。

　　再好的东西，如果它的美没有被认识和欣赏，就不可能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关注。二十多年前，由雷振邦父女运用京韵大鼓的音乐素材谱写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经由京韵大鼓艺术家骆玉笙的演唱，风靡一时。这说明传播的方式和渠道，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与理解。包括曲艺在内的许多传统艺术精华，之所以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的大多数人不够了解，才造成了没人看或不被欢迎的局面。而只要做好了包括传播在内的相关工作，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就都会有价值彰显的机会，也会有自身的市场。

　　需要指出的是，曲艺、戏曲、民歌都是方言的艺术，依托方言土语形成并发展。例如北京相声，在北京形成、用北京话表演，但现在却大都转为运用普通话了，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北京人艺的话剧之所以具有自身的韵味和风格，甚至被称为“北京演剧学派”，在我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仍采用北京话表演。所以，观看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茶馆》，听着里面的北京语音、北京语汇，就感觉特别有味儿。北京的曲艺正是如此，离开对于北京方言的依托和运用，独特的味儿就没有了，曲种的特色也会荡然无存。如今我国很多地方的方言土语面临着被稀释、被替代、被遗忘的危险，而方言土语一旦凋敝了，基于这些方言的曲艺，其味道也难免会趋于淡化，曲艺的生存与发展也必然会出现危机。

　　记者：您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多年，在您看来，北京的文化氛围如何？

　　吴文科：我从1980年来北京上大学，至今已在北京生活了近四十年，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故乡。北京丰富的信息资源和独特的文化气质，对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尤其珍贵。

　　比如，北京具有浓郁的“文化空气”。北京的人文环境相对较好，历史积淀深厚，每一个地方、每一处建筑，都可能有着意涵丰富的独特故事，每一个街角甚至都可能是一处历史的地标。

　　又如，北京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风情万种、气象万千，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全国的风景、领略世界的风情。

　　记者：北京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好您提到的城市文化积淀和底蕴？您对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有何看法和建议？

　　吴文科：在我看来，北京的文化发展有几个方面要特别注意。

　　第一，要维护保存好历史文化遗产。北京地界上有很多历史文化景观和许多与文化名人相关的历史遗存等。这些都是文物。什么是文物？一个十分重要的内涵，就是“物以人文”。这些带有历史文化标志的各种遗存，集中体现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与精神情感。因而，维护保存好北京的历史文化遗迹非常重要。

　　第二，要特别把具有北京地方本土特色的文化维护好。有种观点认为，北京是首都，要大包容。我认为，作为首都的北京，文化上的包容是肯定的，但不是第一位的，要务还是首先要传承保护好具有北京本土特色的文化与艺术。以北京曲艺团的发展为例，北京本地的曲种就不是很全，目前仅拥有北京相声、京韵大鼓、北京琴书、梅花大鼓、数来宝和河南坠子等曲种。我们能不能帮助它，使其完善起来？北京地方曲艺的传承和保护，必须由北京本地的专业团队来做。

　　第三，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只有将北京的本土文化传承、保护和发展好了，才好讲北京的首都属性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以及包容性气质的营造。北京应该在文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注意搭建平台、打造品牌，同时疏通渠道、做好服务，为全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保障，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提供渠道。换句话说，北京作为首善之区，除了要办好自己的事情，尤其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也为世界人民服务。这两个服务意识，可以继续增强和提高。

　　第四，北京要继续提升对市民的文化服务水平。要在许多大型或新建的社区（如天通苑社区）中把文化设施、文化服务跟上。使市民能够在物质享受之外，切实提升精神生活和文化消费的品质。北京现有的几家常年有演出、品质也优良的剧场，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工作和生活地点距离剧场稍远一些的群众，赶来观演的机会很少，再加上交通较为拥堵的压力，使得前往剧场观看演出，往往成为畏途。北京因此应该考虑如何更合理地布局文化设施，以提供更为全面的文化惠民服务。

　　第五，为了全面提升北京的文化建设水平，北京市人民政府不妨组织文化建设领域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特别是北京具有的首都地位及其科研院所最为集中的智力储备优势，使其完全可以聘请各个行业的顶尖专家，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持续出谋划策，通过强化决策过程中的咨询和论证职能，把民间智力真正汇聚起来，以此大大提升文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同时，北京应该通过做好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为首善之区添彩，为当好全国文化建设的排头兵赋能。

　　记者：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指出，首都文化包含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这四个方面。您如何理解和感悟首都文化的内涵？

　　吴文科：我尝试稍作一些解读。第一种历史文化，是说北京作为古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重视北京的历史文化保护，是其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二种革命文化，是说北京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有许多体现并标示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强化好、宣传好这些文化内容，是文化建设培根铸魂的关键一环。第三种本地京味儿文化，前面已经谈了不少，不再赘述。第四种创新文化，是指那些富含开拓创新精神的现代文化创造，包括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富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特点的新文化形态培育及新文化市场开拓，对此的着力点，我以为是要做好引导、服务和规范。

　　这种对于首都北京文化内涵四个方面的总结与区分，对于做好北京文化建设的分类指导和区别服务，意义十分重大！既可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混沌操作，又可避免“婴儿脏水一起泼”的不当扬弃。四种文化相互关联也相互区别，必须统筹协调，不能失衡偏废。

　　记者：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市在推动文化建设方面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意见。其中包括《关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回答了新时期北京应当发展什么样的文创产业。请问您对北京市文创产业发展有何看法？

　　吴文科：文化创意产业依附在厚重的历史文化基础上面，是历史文化的现代衍生品。历史文化与文创产业虽属同一个产业链，也需注意三个问题：第一，要处理好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首先要传承保护好，然后再谈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第二，要处理好文化本身和文化功能的关系，必须把文化本体维护好、经营好，才有可能去做文创。第三，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应该秉持这样的观念，不能把是否获利或获利多少作为衡量文化工作绩效的主要标尺。

　　除了文创产业，我愿再表达一点对文化旅游的想法。文化和旅游已在政府管理职能中合并，但从其本身而言，文化是文化，旅游是旅游，不能将“文化旅游化”称为“文旅融合”，而需要将文化建设与旅游发展作有机统筹和科学融合。在文化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尤其不能有实用主义的理念、急功近利的作风，而要坚守情怀、放长眼光、从容淡定，要用文化的规律去办文化的事情。要办好文化上的事情，观念意识十分重要——必须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文化保持足够的敬畏。

　　总之，北京的文化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起点高、要求更高，怎么办？这就要像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那样：“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文化建设切忌缺乏连续性，一定要目标一致、持之以恒，这样才能循序渐进、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