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话文化】

提升文化战略升级，打造一体化“大北京”的梯形文化空间

——专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

　　作者：胡艳琳

　　向云驹，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任北京师范大学京师特聘教授，长春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天津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始终将自己的理论思考化为对现实的关怀和一次次的文化行动。长期致力于民间文艺、民俗学的理论发展，与冯骥才先生一起，不遗余力地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传播。

　　个人成绩和荣誉离不开北京的滋养

　　记者：您是因何与北京结缘的？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给了您怎样的滋养？

　　向云驹：自1980年考上中央民族大学以后，我一直生活在北京，至今快40年了，北京是让我觉得特别自豪、特别有成就感的地方。如果没有在北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的经历，就不可能有我今天取得的一点成绩，我要特别感谢北京文化对我培育和涵养。

　　从偏远的湘西来到北京上大学，让人大开眼界，一大批名校名师都集中在北京，这里厚重的文化氛围对我的成长非常重要。我是土家族，大学上的又是中央民族大学，在这里学习，使我对中国的民族大团结、各民族不同文化的多元一体构成，对中国的文化结构和现状有了深刻的认识。如果不在北京上大学，不可能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理解。

　　在京学习期间，北京给了我很多荣誉，比如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是当年学校四个优秀毕业生中的一个，我担任班长的班集体获得“北京市三好集体”称号等等。本科毕业时，我曾代表班级在全北京高校的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介绍班里民族团结的先进事迹。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中央民大的研究生，继续研究民族文化，进行学术上的积累。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文化部少数民族文化司工作，期间从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开展、参与了很多工作。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兰牧骑了，不过，早在20多年前，对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化进行调查时，我们就对乌兰牧骑进行过深入研究。

　　我还参与主持了一些重大文化项目，如藏汉民族关系的专题调查，并促成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主办汉藏民族关系文物展览，开展少数民族文艺调研、举办文艺会演等大型活动。2003年，我获得了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这也是北京给我的荣誉。我认为，北京给了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一个得天独厚的历史舞台、一个活跃的当代文化舞台、一个巨大的文化平台。

　　辐射全国、通向世界的文化中心

　　记者：您认为北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向云驹：我先是从事过多年文化新闻工作，后来又在中国文联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工作十余年，和中国民协的冯骥才主席等人一起，利用北京作为文化中心在制定重大文化政策上的示范引领性，促进国家一系列文化政策的完善和相关立法出台。推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带动全国开展“非遗”保护，使国人对“非遗”从陌生到熟悉，推动和促成了全国持续20多年的“非遗”保护和抢救热潮。如果离开北京这一平台，我们不可能干成这样一件辐射全国的大事业。

　　北京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在文化方面具有核心地位和示范作用，可以形成一个从上到下、从政策制定到全民动员的平台。北京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人才。北京是高端人才聚集的文化中心，也是我们国家政策的中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文化的中心。在这个中心所做的事天然具有全国性，同时还具有国际性，能和国际接轨。我们把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讲到国际舞台上去，推动中国形象的国际建构进展。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拥有众多中央在京单位，人才优势突出。现在各大城市的人才竞争非常激烈，在新起点上，北京应该考虑如何继续发挥核心作用、引领作用和辐射作用。尤其是在人才流动和吸纳方面，不仅要促进国内各城市间的人才流动，同时，北京更要着力提高在国际平台上的竞争力，释放更多优惠政策，保持开放包容的能力，加强对国际人才的吸引，才能让北京永葆青春。

　　要从历时性角度深入挖掘北京的作用

　　记者：除了这些优势，您认为从什么方面还能更好地挖掘北京文化的厚度？

　　向云驹：对北京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可以从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角度来切入，进一步发掘北京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人类时代的周口店山顶洞人。几十万年前，北京就是中国古人类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距今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和距今约三万年的山顶洞人时代的原始文化，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北京又是有着千年历史的著名古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可动摇。她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在国内首屈一指，标志性的文化遗产非常突出。

　　文化发展要有和新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战略升级

　　记者：您一直从事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对于北京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向云驹：从文艺方面来说，北京是各艺术门类的聚集地，重要文艺舞台和一流大专院校都生根在北京，这是其他地方城市无法比拟的。通过多年来对全国文化交流活动的观察，我发现，除了北京，其他一些大中城市也在搭建国际性的文艺展示平台，比如举办国际电影节、国际博览会，在和北京开展举办国际交流活动的竞争。有竞争不是坏事，各大城市之间互相学习。在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北京要继续保持活跃度，发挥它所拥有的知名院校、各大院团以及一流文艺人才的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一方面，北京的文化艺术活动要满足北京市民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要继续搭建好面向全国和国际的文化交流平台。要让它保持活跃度和高质量，发挥它促进各地区、各民族及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功能。

　　在国家实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的过程中，北京是一个重要出发点，通过“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和谐发展。我认为，北京要树立和国家战略吻合的更为国际化的目标，换句话说，北京的文化发展要有和新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战略升级，这是当前北京面临的全新任务。

　　形成一体化 “大北京”的梯形文化空间布局

　　记者：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著名专家，对于文化空间有着多年的深入研究，您对北京未来的城市结构和建设北京有什么建议？

　　向云驹：北京在城市结构上应该有所调整，合理布局新北京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空间。在老北京、通州行政中心和雄安新区构成的新格局中，文化的结构布局也要做相应调整，使这种三角结构能适应今后的城市发展。北京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欠账，文化的发展跟不上经济和城市发展的速度，不能等其他方面都建好之后才去考虑文化问题。当年把北京的古城墙拆了，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新北京的战略规划要看得更长远，文化的配套建设和战略布局要同步跟进。文化战略布局要更加可知可感。对城市基础建设格局，大家比较清楚，但是对于文化格局的调整如何到位，还不太清晰。在这方面要不断加强宣传，在结构调整上也要体现出来，比如一些大的中央文化机构如何和北京的发展方向匹配协调？如果我们的人才、院校还集在老北京城区，新区的配套上就会脱钩脱节，不协调。

　　像我们中国文联就有十几个艺术门类，这些艺术门类和北京的新结构有没有相协调的地方？怎么让它参与到结构调整中来？当前我们对“大北京”的整体概念挖掘远不够充分，特别是在空间性上，如何统筹好郊区和城乡结合部，这是北京发展面临的一个大课题。我认为，上海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北京学习。北京还要虚心学习国外城市的先进经验，像伦敦、巴黎、东京、纽约……这些城市服务的覆盖面更广，它们在空间规划上，既体现了大首都和大城市的定位，同时它们周边郊区的现代化程度也非常高。而北京在郊区、农村的现代化程度上远远不够。

　　如果北京周边郊县和北京能齐头并进发展——当然不是说把高楼都盖到郊区和农村去，但文化上的一体化感觉应该有，而不是出了核心城区就像突然跌落到外省某个农村。我提出的建构一体化“大北京”概念，就是说北京要在农村现代化上做示范，周边郊县、乡村的现代化程度应该和北京城区保持总体一致。在一致中又存在一些差异，形成一个梯形的三级结构——核心城区、周边的副城市中心、再到远郊县。这个略有差异的三级结构形成一个风格和谐的“大北京”，那么，一个未来美好的北京就更加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