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始终是人类对理想栖居地的探索。从古典到当代，从东方到西方，园林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营造，更是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的体现。苏州园林作为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造园艺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如今，一场别开生面的展览——“从拙政园到莫奈花园”，在苏州博物馆西馆盛大开幕，将东西方园林之美汇聚一堂。

　　东方园林追求的是山水环绕、草木葱郁、云雾缭绕的自然秘境，要么是高耸入云的昆仑，要么是远在大海的蓬莱，看起来都是山山水水的。而西方理想的秘境则刚好相反，无论是从《圣经》的“伊甸园”到中世纪的“天国”都是规整的花园、对称的果园、相对而流的泉水，里面的一切都有着“完美的秩序”。也就是说，东方园林是“画家”的园林，是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讲究写意与神韵；西方园林是“建筑师”的园林，是一座露天的宫殿，讲究比例与秩序。

　　中国园林里，人是自然的“参与者”。古人讲究“天人合一”，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而是追求“融入”。我们游览园林常说在“画中游”，我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而在西方园林，人是自然的“掌控者”。从古希腊的“柱廊园”到凡尔赛宫的园林，都是用轴线来“规划”自然，让树木、水流、草坪都服从人的意志。中世纪的修道院园林，规则化布局是为了划分种植区（草药、蔬菜），同时用围墙隔绝外界，更像“实用菜园+精神庇护所”，功能性很局限。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期的贵族园林，大轴线、规则化布局更多彰显权力和财富。

　　究其原因，东西方园林的造园主体不同是造成两种不同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造园的主流是独有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国的文人园林，并不是为了炫富或权力展示，而是把园林当成“精神自留地”，是“文人士大夫”退隐后的归宿。甚至到了明清，皇家园林也开始吸收文人园林的审美，比如颐和园的谐趣园仿无锡寄畅园、避暑山庄的文园狮子林模仿苏州狮子林等等。

　　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游记中提到过中国园林，但夹杂着不少传说。1599年，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参观南京瞻园时，认为“无论是园中漫步、读书，还是宴请宾客都十分惬意”。进入17世纪，欧洲掀起一股崇尚中国文化的热潮，中国园林受到高度关注。到了18世纪，中西方园林在“顺应自然”的理念上出现了部分交汇，中国园林艺术传入欧洲，其“自然天成”的趣味猛烈冲击了西方古典主义园林，这种影响并非简单的形式复制，而是一种理念的注入，即打破严格对称、拥抱自然曲折、追求诗情画意的浪漫感觉。自然式的湖泊、蜿蜒的小溪取代了几何形的喷泉和水池，大量出现具有东方情调的点景建筑，如宝塔、亭阁、茶室、拱桥，植物采用自然式种植，模仿树林、草地，而非修剪整齐的刺绣花坛，这些都是东方审美在西方结出的果实。

　　英国邱园正是东方审美在西方的重要实践之一。邱园的设计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年轻时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多次到访中国广州，并实地考察了中国建筑和园林，著有《东方造园论》，极力推崇中国园林艺术。钱伯斯在邱园中设计建造了一座十层、约50米高的中国宝塔（1762年完工），这是欧洲最著名、最忠实的中国建筑模仿品之一（尽管颜色等细节有出入）。宝塔作为制高点和视觉焦点，其作用类似于中国园林中的塔或楼阁，用于登高望远，俯瞰整个园景，这本身就是中国园林的常见手法。钱伯斯旨在通过宝塔、孔庙、中式亭阁等建筑，在邱园内创造一个整体的“中国体验”，将东方情调融入风景式园林的布局中。

　　18世纪70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凡尔赛宫苑内的小特里亚农宫建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私密花园。这座花园完全摒弃了凡尔赛主宫那种恢宏的巴洛克式几何布局，而是采用了当时最新的“英中式”风格（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花园最初是从英国传入法国，所以法国人称其为“英中式花园”）。园内充满了蜿蜒的小路、起伏的草地、自然式的湖泊（湖心设有爱神庙）、仿制的乡村农舍和一座小巧的中国式亭台。这座亭子装饰着中式的人物和图案，是王后品茶休闲的场所。

　　不过从内涵上看，中西园林依旧差异很明显。中国园林的“自然”是“精神化的自然”，我们更喜欢用山水来隐喻人生哲思，寄托文人品格，所以中国园林的层次很多，既能直接欣赏美景，也能品味其中的深意。而西方园林的“自然”是“生活化的自然”，虽然增加了很多功能，比如林间步道供散步聊天、草坪供家庭野餐、湖泊供泛舟嬉水，但这些都是“改善生活品质的场景”，功能指向更偏向“世俗化的快乐”。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