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探殷商文明 同赴考古盛会

  ——豫东考古与殷商探源暨王庄遗址学术座谈会侧记

  豫东平原，初雪方霁，沃野之下叠藏着数千年文明，静候一场古今对话。

  （专家学者参观王庄遗址发掘成果展览）

  12月13日至14日，豫东考古与殷商探源暨王庄遗址学术座谈会在商丘召开。与会的全国70余位学者围绕豫东重大考古发现展开深入研讨。本次会议是落实《商丘市殷商之源文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深化殷商文化探源研究的关键学术实践。

  开幕式上，市委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翁铁军阐述了本次座谈会的时代意义，并前瞻性提出三项引领性倡议：推动建立串联商丘、安阳、郑州、洛阳的“大殷商研究联盟”、探索创建多学科融合的“深层考古重点实验室”、构建“同题共答”学术共同体。这些倡议为未来商丘考古工作确立了协同创新的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明确指出：“商丘考古是解开商文化起源之谜的核心关键。”他重申“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的论断，强调“考古发掘有这方面的意识，就会有不同的发现”。谈及永城王庄遗址，他认为其丰富内涵“为研究早期文化交融提供了关键线索”。

  本次座谈会的研讨核心，紧密围绕商丘近年取得的突破性考古成果。永城王庄遗址作为“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为焦点。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光华揭示，王庄遗址的史前首例“玉覆面”及高等级墓葬等考古发现，为界定可能的“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提供了关键证据。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夏商研究室负责人孙政委介绍，宋国故城持续揭示的“城摞城”壮观剖面，构建了从大汶口文化、经商周、历汉唐、至明清的近5000年连续文化地层序列，为实证商丘作为早期城市文明发祥地提供了完整的实物证据链。

  围绕会议倡议达成的共识，标志着相关建设迈向更深层次的协同攻关。“大殷商研究联盟”旨在整合力量，构建完整叙事；“深层考古重点实验室”直指黄泛区技术瓶颈；“同题共答”则呼吁构建开放共享的学术生态。

  在学术总结中，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将豫东考古喻为曾经的“东大荒”，却强调其“是事关全局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一扇重要窗口”。他指出考古揭示的“遗址”本体承载更宏大的历史信息，呼吁“要让沉淀在地下的文明之源，真正流淌进当代公众的心田”。

  雪霁云开，殷商之源展新篇。当学术智慧与文化战略融合，当微观发现与宏观叙事交织，一场关于中华文明根脉的探寻，正以更为协同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开崭新实践。

  （专家学者参观商丘古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商丘考古是解开商文化起源之谜的核心关键

  “商丘考古是解开商文化起源之谜的核心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震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商丘在商民族的起源和迁徙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的先公先王在这里。从王国维到张光直等中外学者早有共识。”王震中系统阐述了商丘在殷商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特别强调“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这一论断，为考古研究指明了方向。王震中认为：“考古发掘有这方面的意识，就会有不同的发现。”历经数十年的持续工作，已为探寻商族起源积累了坚实基础。

  面对学术探讨，王震中展现出严谨态度：“我们需要用考古来促进研究，用文化源头来引领考古。”他特别提及入选“2023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王庄遗址，认为其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内涵，“为研究早期文化交融提供了关键线索，可能为理解商族起源中的文化因素提供重要证据”。

  在研究方法上，王震中主张双轨并进：“一方面要加强历史文化研究，另一方面要加强考古，两者相辅相成。”他认同通过区域协同与多学科融合，整合商丘、安阳、郑州、洛阳等关键节点的力量，运用科技考古等手段，“完整揭示殷商文明发展脉络，让三千年前的文明在中华坐标系中绽放光彩”。

  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商丘对商文化研究无可替代 豫东考古前途无量

  “若不解决豫东考古问题，商文化及其起源将永远存在疑问。”12月13日，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唐际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商丘对商文化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一件文物只是少数人创造的，而一个遗址是无数人共同创造的，所以遗址比文物更为重要。”唐际根阐释了遗址的核心价值，特别指出，“豫东恰恰埋藏了许多保存状况良好的遗址”，这正是“豫东考古前途无量”的依据。

  他以孟庄遗址为例说明研究潜力：“这是一处已出土青铜器、属商代早期的重要遗存，系统发掘有望取得关键突破。”尽管深埋环境带来技术挑战，但持续工作已构建出完整的文化序列，证实商丘历史上是“多元文化开放的世界”。

  “考古归根结底是靠材料说话的，”唐际根在总结时重申了他的核心理念，“我们必须先把遗迹从地下科学地发掘出来，然后才能依据扎实的材料进行解读。”

  在他看来，系统推进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考古工作，特别是对孟庄等关键遗址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解答商文明起源之谜的必由之路，更是因为“商丘对商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这一工作对于完整阐释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的深远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袁广阔：王庄遗址揭示超百万平方米 筑起河南“大遗址走廊”东大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袁广阔教授介绍，王庄遗址考古取得关键进展：“钻探显示面积可能超过100万平方米。”他表示，此项工作旨在“建立起河南省‘大遗址走廊’的东大门”。

  2025年的系统勘探显示，这座深埋5000余年的遗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袁广阔指出，环壕外侧发现的河道与建筑基址表明，此处“非单纯墓地，可能具备包含礼仪区的复杂功能”，属于早期区域中心聚落。

  袁广阔将发现置于早期文明演进框架中解读，认为以“大遗址”为核心的互动体系——“大遗址走廊”是理解文明发展的关键。王庄遗址的规模与结构，为探索该走廊向东方的延伸提供了重要实证。

  袁广阔强调，王庄遗址的考古工作正与“王庄考古小镇”建设协同推进，通过研究与利用结合，让文化遗产赋能区域发展。同时，他提及各级部门高度重视相关规划，包括推进柘城孟庄等重要遗址的发掘。该遗址保存有作坊区、夯土基址等丰富遗存，“系统发掘有望取得重大突破，整体提升商丘商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水平”。

  王庄遗址当前工作正持续探查高等级墓葬区及相关建筑遗迹。这座沉睡5000余年的遗址，正为探寻早期“大遗址走廊”东方形态提供关键依据，也为奠定商丘作为这一历史文化走廊东部门户的地位积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商丘殷商之源探索一定会有新收获

  “商丘殷商之源的探索，一定会有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在介绍宋国故城最新考古进展时表示。宋国故城自2021年重新启动考古发掘后取得关键突破。

  “2025年最重要的发现是首次在宋国故城范围内揭示出距今约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岳洪彬指出，其文化面貌属于“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并强调“这是该类型中层级最高的代表，可称为一个古国”。这一发现将该类型分布西界从永城王庄向西推进了100多公里。

  发掘同时取得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以及早商时期的文化遗存线索，为构建豫东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初的完整文化序列提供了关键实证。

  岳洪彬特别提及一条被西周中期城墙叠压的宽阔古道路：“若这条道路所关联的城址属于西周初年，那么我们可能就找到了微子启受封的宋国始建都城。”

  基于保护与研究的需要，岳洪彬提出了2026年计划：“我们将把工作重点转向宋国故城西城。”西城区域受后世扰动较小，是探寻更早期遗存的潜力区域。

  岳洪彬强调，未来研究需“跳出宋国故城”，内外结合，并呼吁建立多学科联合攻关平台，今后也许可以成立黄泛区考古的深层埋藏考古实验基地。他建议通过科技手段与协同合作，共同攻克深层埋藏遗址勘探的技术难题，推动殷商探源研究开启新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春青：王庄遗址是殷商探源的“文化排头兵”

  “殷商文化研究需要多方协作、同题共答。”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春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指出，近期持续取得关键进展的永城王庄遗址，正为这一课题的突破提供重要抓手。

  赵春青认为，王庄遗址地处大汶口文化与仰韶文化交汇地带，目前已清理出80余座墓葬，其中最大墓葬面积达17平方米，出土了包括陶器、玉器在内的数百件精美文物。“这在我国考古学上是一次极为珍贵的发现。”他表示，该遗址呈现出的文化面貌兼具仰韶晚期与大汶口文化特征，堪称探索殷商源流的“文化排头兵”。

  基于其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赵春青提出学术建议：“可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他认为，这一命名有助于更准确地揭示该遗址所反映的文明互动轨迹。

  随着豫东考古取得重要突破，联合研究机制的建设提上日程。赵春青对推动商丘、安阳、郑州、洛阳四地共建殷商研究联盟的倡议表示支持。他指出，通过多区域、多学科的“同题共答”，殷商文明探源工程有望实现更深层次突破。

  王庄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仍在稳步推进。这座矗立于文明十字路口的古老遗存，正带着“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的全新学术标识，为照亮殷商文明之源贡献着关键力量。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让科技考古穿透时空探秘商丘沉睡文明

  “科技考古就是要用现代科技手段，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建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作为商丘虞城籍学者，他特别强调：“我们商丘有着非常丰富的古代遗址，这为科技考古提供了广阔舞台。”

  陈建立指出，从环境分析、遗物工艺鉴定到年代测定，现代科技已成为解读古代社会的关键钥匙。他以商丘考古实践为例，说明遥感、物探等新技术在勘探宋国故城等深埋遗迹中不可或缺。

  面对商丘地区遗存深埋于厚积黄土之下的特点，陈建立提出需要系统整合先进探测技术，以破解“如何发现深埋遗存”的难题。他特别强调在黄泛区开展考古工作，“更需要科技手段穿透时空，揭示文明叠压的密码”。

  尽管当前成果尚在积累，但陈建立看到近五年来多学科手段广泛介入的积极变化。环境考古、古DNA研究等科技方法的深入应用，正为阐释商丘文化遗产价值打开新的维度。

  随着多学科协作的深入推进，一场以现代科技唤醒古老文明的探索正在豫东大地展开。陈建立相信，科技考古的持续发力将不断照亮商丘深埋的文明记忆，为殷商探源研究提供关键支撑。

  河南大学教授侯卫东：商丘是殷商文明探源关键支点

  “殷商文化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中之重，商丘是其关键支点。”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卫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

  针对黄泛区考古这一难题，侯卫东指出其既是难点也是“富矿”：“核心挑战在于有效识别深层埋藏遗迹。我们正联合多方技术力量攻坚，筹建深层考古实验室，力争在方法上取得突破。”

  对于构建商丘与安阳、郑州、洛阳四地“大殷商研究联盟”的倡议，侯卫东认为具有战略意义。“其他三地都城考古成果扎实，而商丘在文献记载中作为殷商之源的地位无可替代。”他提出关键学术见解：夏商更迭之际，商人从豫北冀南地区南下来到豫东地区会盟壮大，商丘在此进程中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四地协同，方能全景式把握商文明脉络。”

  谈及商丘在研究联盟中的定位，侯卫东强调双轨并进：深化与已知都城的比较研究；重点开展以宋国故城为代表的本地遗址田野考古，运用多学科手段探析文化面貌与人群关系。“商丘应成为衔接文献记载、连接区域研究的实证枢纽与历史纽带。”

  随着关键技术突破与区域合作深化，深埋于黄泛区下的商丘文明密码正被逐步解读。这片土地不仅连接着神话与信史，更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石。

  商丘师范学院教授李可亭：“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日益获得历史考古双重支撑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商丘师范学院教授、商丘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可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他指出，坚实的文献记载与系统的考古发现，正从历史与考古两个维度，为这一重要论断提供日益清晰、不可辩驳的支撑，使其更加明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李可亭首先梳理了清晰的历史文献证据。他指出，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族源传说，到王亥服牛经商、商汤都亳的早期信史，“先公时代八迁，均以商丘为核心；商朝前期九王，皆定都于此。文献所确立的商丘作为殷商文明起点的历史坐标，坚实而连贯。”

  这一历史坐标，正被关键性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与夯实。他重点阐释了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永城王庄遗址。“其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的高等级玉礼器与复杂墓葬群，融合多元文化因素，为探寻更早的文化源头及向殷商文明的演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考古学钥匙。”李可亭表示，从揭示“城摞城”奇观的宋国故城，到遍布全域的先商时期遗存，这些发现与阏伯台、伊尹墓等地面遗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这些发现，是‘殷商之源在商丘’最鲜活、最直接的文明实证。”李可亭总结道。随着历史学与考古学的深度互证，这一重要结论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双重支撑，从而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贡献出一块坚实而关键的区域基石。

  （白鹏 葛蓓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