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勇

　　中国艺术研究院

　　屈心融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6年第2期

　　摘要：昆仑作为中华文明谱系中最古老、最宏伟的文化符号之一，其地望位置不断被讨论，背后其实暗含的是昆仑所象征的中心认同。追溯史料典籍，昆仑通天，内部架构与“国”一致；对文学史中昆仑相关的诗句条分缕析，昆仑在其中是政治理想的隐喻、国之所至的指涉、中华民族的凝聚，始终是整个国家的象征、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榫卯。在当代文学中，昆仑意象进一步与网络文学、科幻小说等新型叙事结合，不仅延续其作为家国精神载体的传统功能，更在创造性转化中持续参与着中国叙事新方式的构建。

　　关键词：昆仑；国家；象征；文学

　　“昆仑”作为“天地之所”“万山之祖”“帝下之都”，是华夏文明谱系中最古老、最宏伟的地理与神话符号之一。它最早在《山海经》中被系统论述，《尚书·禹贡》《穆天子传》《尔雅》《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地理志》等文献也都有提及，但内容参差不齐。学者多用训诂学的方式解读昆仑二字，试图通过寻找词语本义的方式确定昆仑的方位和原始含义，但始终难有定论。

　　昆仑意象作为中华民族极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与天命、国家、政权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在不断的历史转折中，文学作为核心的精神传播媒介，通过悠久的象征传统积极参与了民族根基的建构。文学史中对昆仑的引用、书写、歌颂，不断激活和强化着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认同，使昆仑超越了时空界限，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符号和神话系统，成为连接古今、凝聚不同地域和族群的文化纽带，成为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

　　01

　　昆仑地望

　　顾实在《穆天子传西征讲梳》中称“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记录昆仑地理方位的史书典籍非常多，略以朝代梳理排列如下。

　　“昆仑”概念的文本源头可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尚书》与《山海经》，《尚书·禹贡》雍州章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1《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山海经·海外南经》：“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一曰：在岐舌东，为虚四方。”《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2。这二者共同构成了后世昆仑地理观念和神话叙述的核心源头。

　　汉代，《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北绝流沙，西登昆仑，见西王母。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汉武帝将新疆于阗南山命名为昆仑山。3昆仑由此在官方体系中获得定位。在同时代的纬书文献《河图括地象》中，昆仑被赋予神话宇宙观的“地之中”地位：“地中央曰昆仑。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4

　　此后对于昆仑的不同命名依然层出不穷，唐代的《括地志》：“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5《蛮书》第十卷《南蛮界接连诸蕃夷国名》：“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青木香、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6宋代《岭外代答》卷三《昆仑层期国》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常有大鹏飞，蔽日移晷。”7元代《岛夷志略》：“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之中，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8明代《大明一统志》在卷三十七《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中列出昆仑山，并注曰：“在肃州卫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与甘州山连，其颠峻极，经夏积雪不消，世呼雪山。”9

　　粗略统计各朝代记载昆仑地望之书，就已纷繁复杂，同一朝代的昆仑之处尚不统一。《尚书》中的昆仑为西戎部族之一，在《山海经》中又有昆仑虚、昆仑丘之分，《括地志》将昆仑界定在西北部，而《蛮书》的昆仑国则位于云南以南。此外还有众多正史和地方史料有着不同的昆仑记载。而在近代以来的学术论争中，国内众多名山几乎都曾被指认为昆仑原型，谭其骧对《五藏山经》涉及的地域进行了详细探讨，认为其中的“昆仑”为酒泉南面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北甘青界上的祁连山主峰。10刘宗迪对照《西次三经》中的山水走向，认为《禹贡》的昆仑、积石、黑水、流沙、三危乃是作者的误置，“《西次三经》与西北地理毫无关系”，“其所记载的昆仑即泰山”。11黄崇浩按照“以山证山”“以水证山”的思路，得出昆仑即今之秦岭的结论。12金宇飞通过换算《山海经》中“里”和“仞”的长度单位，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是指贺兰山。13此外还有昆仑即为岷山、巴颜喀拉山、五台山等各种看法。顾颉刚则认为从《山海经》中的地理记载来看昆仑区，甘肃、青海、新疆三省都有些相似，只能确认其来自西北民族的想象力，含有西北的实际背景。14

　　一方面，由于农耕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工具的低下，古人无法准确定位昆仑的具体位置，《山海经》中的地理知识就多是口耳相传的归纳总结，并未经过科学的测量。《四库全书总目》称《山海经》“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盖之欤？”15《山海经》也并非一人所作，一时所成，原始版本根本无从考据。另一方面，在探索昆仑地望的过程中，古人多以当时的地理环境进行观照，在自己生活范围内找寻昆仑并命名，从而导致各朝代的昆仑之名层出不穷。

　　但这种争讼纷纭和多样的昆仑地望表象背后其实潜藏了两个含义：一是昆仑作为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文化符号，值得不断探讨和追问；二是昆仑地理位置的纷乱恰恰体现出昆仑所具有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昆仑作为中华文明的超级符码，不同时空对于昆仑的命名正源自对它的认同。昆仑由此连接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和历史，建构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展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属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处处是昆仑”体现的是对昆仑的认同，更是对中国、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02

　　昆仑之形与国家的同构

　　追溯昆仑之形的建构轨迹，其在文献典籍中显影，出于混沌，与天同象。寻其语言学路径，《太玄经》注：“昆，浑也；仑，沦也。天之象也。”16《康熙字典》记载“又集韵户衮切。音混。义同。又昆夷，亦作混。又与浑同。”17昆仑极有可能来自“混”的读音，在语音发展过程中逐渐音转为“浑沌”“浑敦”“混沦”“浑沦”等等。寻其文献记录，《山海经·西山经》：“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18《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郭璞注：“即员丘也。”19员丘即圆丘。熊熊、魂魂的朦胧之姿与圆丘之形都象征着昆仑即代表了世界最初的鸿蒙状态。

　　《列子·天瑞篇》：“浑沌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20《老子道德经》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1《悟真篇》言：“道自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生万物昌。坎电烹轰金水方，火发昆仑阴与阳。”22世界产生于混沌，浑沌之相成为道之源头。《庄子·应帝王》作为内七篇的最后一篇，讲述中央之帝浑沌凿七窍而死，由此天地自混沌而出。《山海经·西山经》载：“天山……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23帝江的形态是一团模糊的元气，可见帝江即为昆仑之神，昆仑与《西山经》中的天山同义，核心意涵即为天。《周礼·春官·大司乐》注：“祭法曰：周人禘喾而郊稷，谓此祭天圜丘，以喾配之。圜钟，夹钟也。夹钟生于房心之气，房心，为大辰天帝之明堂。”24其中的圜丘之形、祭天之礼，皆源于昆仑的通天之义。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即天形为中央隆起、四周下垂的拱形，笼罩着包括自然、民众、社会、祖先的世间万物，“天”即延伸出天下、天命、大一统、天下一家的意涵，承载着文化之起源、哲理之肇始。昆仑作为中央帝、天地心的代表，也就与国家疆域、领土、主权等直接关联，指向了象征为“天”的国家秩序和普适世界，“天子”称谓的渊源亦在于此，象征着华夏早期民族共同体的最高统治权。

　　昆仑以通天的秩序法则，成就天帝下都，与国同构。《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描述昆仑的环境：“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山海经·海外南经》云：“昆仑虚在其东，虚四方。”25《淮南子·地形训》中描述昆仑结构：“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26《水经注·河水》：“三成为昆仑丘。昆仑说曰：‘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三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太帝之居’。”27由此可以清晰勾勒出昆仑的外部图景：外部有神兽把守，由五面围成方形，结构上为严谨的多级构造且层层深入。

　　考查“国”的词义，其为“國”的简化字，《说文》曰：“國，邦也，从囗从或。”又云：“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28“囗”字之义似城墙，戈则是武器的泛指，“以守一”体现了“早期国家有针对某个固定地域实行统治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早期国家具有领土观念”29。国即为用戈这类武器所守卫的地域。进一步观察昆仑的空间结构，其与国的词源紧密相连，“囗”代表的城形、“戈”象征的守护之义与《山海经》中昆仑的四方五面、开明兽相对应，昆仑传说中的多层结构则与古代等级制度形成对照。综上，昆仑的天之外形、内部架构都超越了具体地理范畴，实为与国家本质相连的同构象征。

　　03

　　昆仑之象与文学的共生

　　古典诗歌中意象的概念源于《周易·系辞》，“圣人立象以尽意”30。刘勰于《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31。陆机在《文赋》中提出“喻巧”说，“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32。词中意象的选择都是诗人经过仔细打磨和挑选的，于物象之中融入了抒情主体的观照。而昆仑自《禹贡》《山海经》始，就从未离开文学的视野，成为政治意蕴和国家象征的载体。

　　（一）政治理想的隐喻

　　昆仑是大禹、黄帝、伏羲、中华民族诸神所栖的仙乡神界，是“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33的巍峨缥缈，是意识到个体生命脆弱无常的现实后，对不死的向往与追求。曹操《陌上桑》：“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东君。……景未移，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以及《秋胡行·其二》：“经历昆仑山，到蓬莱。飘飖八极，与神人俱。思得神药，万岁为期。”34其中“寿如南山”“万岁为期”寄托着永生的终极追求，昆仑作为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不同时代的人民始终在不断追寻它。

　　昆仑是彼岸，也是此岸，它是理想的追求、政治的隐喻、家国的象征。《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至昆仑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以诏后世。”35将昆仑山的黄帝和宫殿同周穆王和国家作为对应，这种神话叙事和历史叙事的叠合，为后续文学中将昆仑构建为理想国度的意象提供了文本基础。王逸序《离骚》：“《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36屈原在楚国被同列大夫进谗言而毁之，被王所疏，故作《离骚》，其中的景、物皆因现实忧虑所起，用以寄托其美政愿景。“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选择逃离这样污秽的政治局势，转而去追求自己心里的美政。“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37屈原选择飞游的地方即是昆仑——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国。

　　此后的文学书写中，与屈原将昆仑作为政治意象一脉相承，昆仑在历代诗文中固定为黑暗腐败的现实对立面，始终是文人政治理想的表征。西汉庄忌感怀屈原之遭遇，写作《哀时命》，发出“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的叹息，面对“道壅塞而不通兮”的困境，寄望于“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38后随科举制度的建立，昆仑意象逐渐与选拔、晋升和帝王赏识紧密相连，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路径隐喻。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其二十五》：“群物从大化，孤英将奈何？瑶台有青鸟，远食玉山禾。昆仑见玄凤，岂复虞云罗。”39诗人以孤英喻己，反映其岁月蹉跎、抱负难展的苦闷，瑶台青鸟、昆仑玄风的神话意象升华为对精神超脱与理想境界的追求。齐己在《送韩蜕秀才赴举》中描绘“堪想都人齐指点，列仙相次上昆仑”40的盛景，将举子登科喻为列仙升入昆仑仙境。僧鸾在《赠李粲秀才》中祝愿其“终日并辔游昆仑，十二楼中宴王母”41，昆仑仙境的欢宴成为君臣际遇的理想场景。刘禹锡在《武陵书怀五十韵》中赞颂：“大孝三朝备，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辅昆仑。”42陆游在《醉书秦望山石壁》中挥毫：“昆仑黄流泻浩浩，太华巨掌摩穹穹。平生所怀正如此，拜赐虚皇称放翁。”43这些诗句皆以昆仑的宏伟气象抒发其壮阔的政治抱负，将昆仑视为皇权恩泽的终极象征，寄托着无数文人志士实现政治抱负的期待与可能。

　　（二）国之所至的指涉

　　《史记·封禅书》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水曰河，祠临晋。”44自秦以来，黄河就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官方正统祭祀的核心对象，与天命、国运、政权紧密相连。《山海经·北山经》：“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45这一记载最早将昆仑确立为河之起源，《淮南子·地形》《尔雅》等文献亦将昆仑与黄河相联系，形成“河出昆仑”的文化共识。罗隐《黄河》：“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46李白《公无渡河》：“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47这些诗句一方面同样表明昆仑为黄河之源，另一方面则折射出黄河、昆仑在国家话语中的深层意涵，昆仑象征着天道与疆域之极，象征着天命所归、国之所至。

　　公元前129年起，汉武帝进行了历时44年之久的反击匈奴之战，后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诸地方的政治体纳入控制之下。汉武帝追寻河源，定昆仑为于阗，张骞“凿空西域”，除沟通中西之外，更是有阻断匈奴、控制西域的目的，承载着维护政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使命。因此，昆仑象征着天下、大一统，在边塞诗中，其意象贯穿于维护统一、抵御外侮的历史叙事之中。岑参笔下“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军，天威临大荒”48。杜甫《魏将军歌》：“披坚执锐略西极，昆仑月窟东崭岩。”《王兵马使二角鹰》：“将军树勋起安西，昆仑虞泉入马蹄。”《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49贾至《自蜀奉册命往朔方途中呈韦左相文部房尚书门下崔侍郎》：“铁骑照白日，旄头拂秋旻。将来荡沧溟，宁止蹴昆仑。”50昆仑被视为拱卫国门、阻遏外寇的天然雄藩，构建出辽阔的国防意象。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登上昆仑，并举行祭祀仪式的经过，将王权与“天中心”昆仑绑定，从而强化统治的“君权神授”合法性。昆仑因而作为政权的象征、作为天下一家、国家大一统的象征，亦贯穿于朝代历史之中，展现不同时代的国家气象。在汉代辞赋中，昆仑成为彰显国力与描绘仙境化国域的重要喻体。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表明其写作缘由正是为显示国家宏业，“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西都赋》以昆仑与国都作比，凸显疆域之大：“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51张衡在《西京赋》中称“珍物罗生，焕若昆仑”52，以此展现珍奇之多。通过虚拟的国家都城描写，昆仑被纳入国家叙述的修辞之中，从而凸显汉代的强盛国力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宋元之际，昆仑意象则浸染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救亡图存的象征内涵。王安石痛感时弊，于《我欲往沧海》中高呼：“手探囊中胶，救此千载浑。我语客徒尔，当还治昆仑。”53以治理昆仑源头隐喻涤荡政治积弊、重振国本的宏愿。当北宋倾覆，张元干椎心泣血地哀叹：“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54。神话中撑天的昆仑砥柱已然崩摧，象征着王朝核心的瓦解与神州大地的陆沉。昆仑意象在诗歌的嬗变中始终与整个国家的疆域与历史进程紧密交织，其多重指涉构建了昆仑即为国之所至的互文关系。

　　（三）中华民族的凝聚

　　19世纪，中国被卷入世界殖民主义的版图当中，“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踵而至，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世界观。然而，国家根本上的危机也标志着反思、内省与全新气象的凝聚。任钧写道：“在这种情势下面，全体中华儿女，只要他或她不是个冷血动物，只要他或她还多少有点民族观念，可以说，都在胸中怀着一枚炸弹，随时可以爆发！”55诗歌作为时代精神的表征，承载着整体社会情感的变化，王国维、秋瑾、谭嗣同等人在其诗歌书写中体现出集体性的责任与担当。昆仑作为家国、民族、社会的象征被大量借用，在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大同”等观念的批判继承中，展现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

　　王国维在国家危亡之际回顾昆仑这一精神原乡，《咏史二十首》之一云：“回首西陲势渺茫，东迁种族几星霜？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56李叔同书写《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57，开篇就将昆仑置于华夏地理坐标系中心。“寸金铸出民权脑”将启蒙思想具象为金属锻造的现代性产物，最终“一担好山河，英雄造！”以平民化的劳动意象取代帝王“江山”，宣告人民主权对君权的取代，预示着一套崭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诞生。秋瑾为悼念战友，明自身之志，作《吊吴烈士樾》58，以“昆仑一脉传骄子”起篇，将其置于宏大的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之中。面对整个国家主体性的丧失，以诗向同胞疾呼“积耻从头速洗清，毋令黄胄终沦灭”“爆裂同拼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结尾处“打破从前奴隶关，惊回大地繁华梦”“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将不同族群命运连接在一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遥相呼应，显示出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的斗争理想和决心。

　　谭嗣同于《狱中题壁》中，将一己之死转化为民族生命力的召唤。“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59诗中用张俭、杜根典故影射清廷对维新派的迫害，通过“横刀向天笑”的死亡姿态完成对旧秩序的否定，个体生命价值转化为具有永恒意义的民族精神图腾。“两昆仑”则隐喻了民族精神的双重维度：一为个体之肝胆，一为集体之忠魂，昆仑成为连接瞬间与永恒、个体与共同体的关键节点，展现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生死与共”的共同体伦理。

　　1935年毛泽东所写的《念奴娇·昆仑》则以世界整体的视野对“命运与共”进行阐释。“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60词作开篇“横空出世，莽昆仑”以动态视角瓦解了传统空间秩序的静态崇拜，随后的“夏日消溶，江河横溢”暗喻时代背景下旧秩序的瓦解与新危机的到来，而“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则打破了传统史观对历史权的垄断，为建立新的历史叙事开辟道路。“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则对昆仑进行解构，宣告“我”的主体性觉醒以及由此所生发出来的实践意志。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是结尾处对昆仑的空间分配，展现出20世纪全新的时空意识和天下大同的世界观。其解构了“中国—四夷”的垂直结构，代之以一个主权国家平行共存的现代体系，欲以“和平”为轴，建立“命运与共”的国际共同体。

　　04

　　当代想象：面向未来的昆仑书写

　　“昆仑”在当代文学中同样持续在场，昆仑作为民族精神、国家建设与边疆认同的核心象征，被纳入纯文学的主流叙事框架。周涛在散文《蠕动的屋脊》中，跟随“前方灶头，有我的黄铜茶饮”的神谕，前往喀喇昆仑，追溯最原始、最永恒的精神源头，与山对话、与万古长存的文明对话。昌耀在诗歌《寻找黄河正源卡日曲：铜色河》中寻找黄河源头，正是寻找昆仑山脉、寻找整个中华民族文明的根。邱华栋的历史小说《空城纪》，通过“龟兹双阙”“高昌三书”“尼雅四锦”“楼兰五叠”“于阗六部”“敦煌七窟”六章，以西域音乐、书写媒介、出土文物等多种视角，将昆仑所辐射的西域文明史接入现代语境，凸显文化血脉在时间中的绵延。

　　贺敬之写作《西去列车的窗口》，以20世纪60年代青年支援边疆为背景，昆仑是“祖国的万里江山”，是“革命的滚滚洪流”，是国家建设的崇高喻体。唐栋将自己描写喀喇昆仑地区的作品统称为冰山题材，《兵车行》《沉默的冰山》《雪线》等一系列作品聚焦喀喇昆仑地区边防军人的生活，其中《兵车行》刊载于《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同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毕淑敏延续40年前的《昆仑殇》的昆仑书写，在2025年最新出版的《昆仑约定》中，以纪实笔法勾勒出高原戍边的生存本相。在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中，昆仑同样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对象，被誉为“昆仑之子”的作家王宗仁通过《藏地兵书》《日出昆仑》《昆仑山的雪》《遥远的可可西里》等数十部散文集和报告文学作品，将其数次前往青藏高原过程中对昆仑山的真实所见所感，流露于笔尖，承载着奉献、牺牲、自强不息的中华精神，展现出崭新的国家图景和时代理想。这一脉络中的昆仑，是稳固的基石，是不断被赋形与夯实的家国意象。

　　与纯文学叙事中昆仑的厚重象征不同，网络文学中的昆仑作为常见意象多出现在仙侠、玄幻、修真等类型小说之中，呈现出符号化、功能化的趋势。以晋江文学城为例，以“昆仑”为关键词搜索，标题带有“昆仑”的网络文学作品就有三百余部，“三生三世”系列、《苍兰诀》《雪中悍刀行》等热门网络小说，大量重复使用不死鸟、瑶池、西王母等昆仑神话体系内的元素符号，但都仅限于借用昆仑背景，昆仑被简化为神话体系中的顶级坐标，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让位于叙事的功能性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昆仑在其中仍然承担着一种文化锚点的基础作用，维系并传播着一种关于东方神圣空间的基础性想象。在更广泛的大众阅读中，《盗墓笔记》和《鬼吹灯》对昆仑的叙事建构影响显著，此类文本中的“昆仑”虽然仍旧脱胎于神话传统，但其叙事重心发生了偏移，从对神圣性的内在体认，转向对外部奇观的展示与冒险历程的铺陈。在网络文学的昆仑书写中，这一古老意象被转译并整合进大众娱乐文化的接受与再生产模式之中。尽管在此过程中，昆仑多降维为实现类型叙事功能的背景工具，但却因此实现了跨媒介、跨圈层的关键性增殖与流转，完成了其当代影响力的又一次关键扩容。

　　主流叙述延续昆仑作为家国象征的关键承载，网络文学将其神话谱系转译为大众文化的类型符号，最具创新性的重构则发生于科幻文学领域。在此，昆仑的国家叙事与未来想象得以创造性结合，其古典的“神性”内核，被科学幻想巧妙地置换、升级为一种基于科技文明的新崇高性与神秘感。

　　在当代科幻文学对昆仑意象的重构谱系中，童恩正于2000年发表的《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取材于《列子·汤问》：“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下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61。小说将偃师传说与机器人伦理结合，在古老昆仑背景下思考人工智能的哲学命题。它在借用古代历史的故事资源的同时，结合科学幻想文体，为昆仑在科幻书写中成为民族历史与文明想象的转换奠定了基础。在此路径上，后续兴起的“丝绸朋克”亚类型科幻进一步拓宽并深化了这一创作方向。刘宇昆的《狩猎愉快》（后改编为《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一季第八集）即为代表。这类创作可视为中国科幻主动将自身文化根系转化为未来叙事动能的一种自觉策略。

　　此外，在近年来的科幻创作中，昆仑意象持续发生着深刻的转换与拓展。天下霸唱的《迷航昆仑墟》直接将昆仑设定为“外星飞船坠落地”，昆仑成为高维空间的接口。陈凡祎的《方外昆仑》设想高科技文明在唐朝寻找“昆仑奴”肉身，被当时普遍的花柳病，通过终端反向传播，导致未来文明崩溃。这个故事巧妙地融入神话元素，展现了一场文明碰撞的悲剧性实验，为未来想象增添一层冷峻的省思维度。

　　何夕在科幻小说《伤心木》中，有意识地重访与重构《山海经》的神话体系，直接援引《海内西经》对“昆仑之虚”与“木禾”的古典记载，“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62。并将其设定为叙事展开的核心资源。与作者同名的主人公何夕是普罗米修斯“盗火者”式的人物，将昆仑神山中的“木禾”这一神话作物带入人间，以科学手段实现粮食的无限再生，完成了一次典型的神话—科技的转译。小说以云雾缭绕的昆仑山图景作为结尾，此刻的昆仑象征意义完成了最终升华，不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或技术奇观的来源，而成为文明本源与科学理想的双重隐喻。在这些文本中，昆仑逐渐从未知、神圣的古典意象，转化为“技术奇点”式的科幻象征，完成了昆仑神话与科幻的现代嫁接。这实质上是在探索一种既植根于中国文化资源，又能面向人类共同未来的故事讲述路径，从而为中国故事的当代讲述与未来形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空间。

　　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中，伴随新媒体形态与新大众文艺的勃兴，昆仑意象的呈现方式与内涵更为复杂多元。其不变之处在于，昆仑作为一个深植于中华文明史脉的原型性符号，持续在不同文学类型中被重构与延展，既彰显出文化传统自身的韧性，也始终参与建构和传达着当代国家的精神图景。然而昆仑文化远不止于已书写的部分，其民俗故事、传说数之不尽，如何激活这一庞杂而深厚的叙事资源，如何超越简单化的借用，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将昆仑转化为当代文学的养料，延续新时代的昆仑书写，将其展现在大众眼前，这或许是一个长远的命题。

　　[本文系新疆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研究项目“昆仑文化的研究与利用”（编号：2025&ZD003）的阶段性成果]

　　1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5页。

　　2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245、364页。

　　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18页。

　　4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9、1091页。

　　5 李泰等著、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5页。

　　6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蛮书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8—239页。

　　7 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3页。

　　8 汪大渊原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8页。

　　9 李贤：《大明一统志》上卷，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54页。

　　10 谭其骧：《论〈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09页。

　　11 刘宗迪：《昆仑何在？——〈山海经〉昆仑地理考》，《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

　　12 黄崇浩：《昆仑即秦岭考》，《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13 金宇飞：《〈山海经〉中“昆仑”地理位置新探》，《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4 顾颉刚：《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顾颉刚全集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六》，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30页。

　　15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205页。

　　16 扬雄撰、范望注：《太玄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7 张玉舒等：《康熙字典》，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90页。

　　18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第55页。

　　19 同上，第389页。

　　20 叶蓓卿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页。

　　21 王弼注、楼宇烈校：《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页。

　　22 张伯端撰、王沐浅解：《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8、49页。

　　23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第69页。

　　24 郑玄注、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周礼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25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第293、245页。

　　26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4页。

　　27 陈桥驿译注：《水经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页。

　　28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9页。

　　2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

　　30 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99页。

　　31 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第173页。

　　32 陆机、钟嵘著，杨明译注：《文赋诗品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3 屈原：《涉江》，王逸撰：《楚辞章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34 曹操：《曹操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4页。

　　35 高永旺译注：《穆天子传》，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0页。

　　36 王逸撰：《楚辞章句》，第2页。

　　37 同上，第37、34页。

　　38 王逸撰：《楚辞章句》，第278—279页。

　　39 陈子昂撰、徐鹏校点：《陈子昂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40 王秀林：《齐己诗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41 《全唐诗》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9页。

　　42 蒋维崧、赵蔚芝、陈慧星、刘聿鑫笺注：《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43 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0页。

　　4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7页。

　　45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第94页。

　　46 罗隐：《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页。

　　47 李白：《李太白全集（全二卷）》上卷，王琦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1页。

　　48 岑参著，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49 杜甫著、钱谦益笺注、郝润华整理：《杜甫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268、625页。

　　50 计有功辑撰：《唐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上册第320页

　　51 龚克昌、苏瑞隆等评注：《两汉赋评注》，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466页。

　　52 同上，第603页。

　　53 王安石著、刘成国点校：《王安石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20页。

　　54 张元干著、曹济平笺注：《芦川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5 任钧：《关于中国诗歌会》，《月刊（二三月号合刊）》第1卷第4期，1946年3月10日。

　　56 王国维著、陈永正笺注：《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57 李叔同：《李叔同集》，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58 郭延礼、郭蓁编：《秋瑾集 徐自华集》，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3页。

　　59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308页。

　　60 周振甫：《毛泽东诗词欣赏》，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2页。

　　61 叶蓓卿译注：《列子》，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0页。

　　62 郭璞注、郝懿行笺疏、沈海波点校：《山海经》，第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