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庆伟

　　编者按：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组织5篇文章，全面系统总结新时代中国史学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方向，以期引领史学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构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新实践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考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关心推动考古事业发展。新时代以来，广大考古工作者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强化使命担当，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为抓手，围绕“何以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等重大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形成中国话语，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作出重要贡献。

　　一、强化使命担当，锚定新时代中国考古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一重要论断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盼，深刻揭示考古工作学术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统一。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考古工作者不仅深入探究“如何考古”，更主动思考“考古何为”，切实推动考古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回顾百余年中国考古史，自诞生之日起，中国考古学就是致力于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强国之学，肩负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大历史使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夏鼐、苏秉琦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者，主动把寻找中华文明的民族灵魂和精神支柱，作为考古工作的重心，把考古成果作为宣传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尊心的重要学术资源。新时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不断增强中国考古学理论创新的主体自觉，致力于阐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追溯中国国家形态的起源与发展，解读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的演变与智慧，阐明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文化根基；致力于呈现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解读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智慧、“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家国同构”的社会理念、“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致力于促使世界读懂中国，努力讲好文明故事，不断增强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亲和力和认同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理念、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考古学是根据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具有鲜明的历史学属性。发现历史和解释历史是考古学的学术责任，融通古今、以史为鉴、以史育人是考古学科应尽的社会责任。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从大历史视野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变”与“常”，从不同类型文明盛衰演变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中，获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启迪，准确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倡导、亲自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北京成立。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建立，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统筹指导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历史学科发展，积极构建“大历史学”研究格局，考古学成果作为阐释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筑牢历史认同根基的实证基石，战略作用愈加凸显。

　　新时代以来，考古学科进一步荡涤“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旧观念，逐渐实现从“描述”之学向“著述”之学转变，立足我国本土，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全方位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充分展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与深厚底蕴。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政治话语学术化表达。主动将党和国家有关考古事业的方针政策、战略思想转化为可研究、可实证、可阐释且具有历史深度的学术命题，用实物证据阐释“国之大者”的历史渊源、时代内涵与实践价值，讲清楚政策背后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增强理论说服力与学术影响力。二是学术话语大众化表达。努力践行“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使考古研究成果既“接地气”也“有人气”，既“有高度”也“有温度”，发挥好以史育人的作用。越来越多考古学者在业务工作之余主动走出书斋、走进大众，通过考古纪录片、科普读物、学术讲座等形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易接受的文化资源。三是中国话语国际化表达。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考古学科在坚守中国主体性的前提下，寻找与世界对话的共同语言，用具象的考古案例、平等的学术对话，将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中国实践转变为国际社会能理解、能接受、能共鸣的话语体系，实现中华历史文化的有效传播。近年来，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建成并向社会公众开放，从文明起源到民族复兴，以宏大叙事方式，立体、全景式呈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展现中华民族矢志不渝、接续奋斗的历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摄制的《寻古中国》，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光明日报社组织编写的《中华文化公开课》，中国历史研究院主编的《十件文物里的中国故事》等优秀纪录片和普及读物，以平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生动的阐释，更加具象化地展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精神内核和突出特性。国家级平台的搭建与权威普及作品的推出，深刻反映新时代考古学研究范式转型与学科话语体系创新的鲜明导向。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新时代中国考古学多措并举建设考古文物人才队伍，实施“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文物优秀青年支持计划”等人才项目，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着力培育并充分发挥优秀科研人才与创新团队的骨干引领作用，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与青年骨干在科研攻关中担当作为、脱颖而出。各地考古研究机构逐步扩编，专业考古工作者数量持续增加，文物事业专门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考古队伍人员短缺、力量薄弱的困境得以扭转。国家文物局联合相关部委举办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加速推动文物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呵护文化遗产的“大国工匠”不断涌现。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加强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科学与技术等核心学科建设，发挥学科群聚集倍增效应，构筑全面均衡发展、有助于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学科平台。一批高校积极响应国家急需和学科发展新趋势，优化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增设外国考古、数字考古等新专业方向，培养既扎根中国本土，又具备前沿科技素养、拥有广阔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确保考古事业后继有人、人才辈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二、深耕考古中国，铸就中华文明探源重大成果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等重大项目为牵引，聚焦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持续深入开展研究，为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贡献学科力量。

　　一是“考古中国”实证中华文明完整历史脉络。中华文明是四大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考古中国”项目通过对重大考古发现的系统性、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史，实施专项研究、主动考古发掘、重大考古新发现发布等，以不可辩驳的实物遗存，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中国是早期人类演化中心之一，目前已在80余处更新世遗址发现年代序列完整的人类化石，为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提供资料。陕西蓝田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化石的研究，将我国早期人类的历史提早到距今163万年，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骨，测年表明距今约100万年，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保存最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的解剖学特征，为实证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演化史提供关键节点的重要依据。近年兴起的古DNA和古蛋白研究显示，我国古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进程中，既有区域性特征，亦有与其他地区人类交流后形成的多样性。结合其体质特征，我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得到进一步证实。值得关注的是，围绕古人类对高海拔极端环境适应性的重大前沿问题，中国学者在青藏高原进行跨省区、多学科的综合科考和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为青藏高原古人类活动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提供科学依据。在西藏拉萨发现的距今20万年前的“邱桑手脚印”，是目前全球已知年代最早的人类手脚印岩面艺术；对“夏河人”下颌骨化石的研究表明，化石外包裹的碳酸盐结核的铀系测年结果揭示化石形成于至少距今16万年前，古蛋白分析显示，其与此前只发现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人密切相关，被认定为丹尼索瓦人或其近亲种，为丹尼索瓦人的空间分布、起源和扩散等研究提供重要材料，在国际古人类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最新研究表明，我国南稻北粟的农业格局在距今万年前后已经形成。在以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为代表的一批上山文化遗址中，陆续发现距今11000—8500年的水稻遗存，其中包括多粒完整稻米。通过对稻谷粒型和小穗轴的观察研究，证明这些水稻遗存不是采集于自然生境中的野生稻，而是收获于经历相当长时间驯化的人工栽培群落，证明长江下游地区具有万年以上的水稻栽培驯化历史。而最早栽培水稻的上山文化先民，也最先开启农业定居生活，营建了“远古中华第一村”。综合目前的考古材料，我国北方地区较为明确的粟黍利用证据都在距今1万年前后，主要集中于华北北部地区。从种子形态看，当时的粟黍已初具驯化特征，不仅是先民食物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部分还被用于喂养家养动物。近年发掘的河北尚义四台遗址是一处形态完备的早期定居聚落，发现多座密集分布的半地穴式房址，年代在距今10000—9000年前后，据研究，其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上述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业形态是催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因素。

　　距今6000年前后，农耕生产取代采集狩猎成为生业经济的主体，农业社会的出现加速文明演化进程。黄河、长江流域的村落群出现中心聚落，如陕西渭南泉护村、河南灵宝铸鼎原、江苏张家港东山村、湖南澧县城头山、安徽含山凌家滩等，面积达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表明史前中国进入“天下万邦”的古国时代。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政治中心由河南西部转移到河南中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是这一阶段该区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河南南阳黄山遗址屈家岭文化早期大墓出土的玉钺，辽宁朝阳牛河梁遗址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随葬的大量玉器，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墓随葬涂朱骨板、杖形器、陶鼓，均表明权贵阶层掌握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礼器出现，礼制初步形成。距今5000年前后，浙江杭州良渚古城成为长江下游地区超大型都邑城市，内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外城超600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良渚古城及其周边发现的水利系统、高台建筑、大型祭坛与墓地、制作精致的玉礼器，标志着良渚社会出现早期国家，跨入成熟的文明阶段。在长江中游地区，年代稍晚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呈现向国家形态转变的态势，寓示着文献记载中所谓苗蛮集团的形成。距今4300—3800年，中原地区在文明化进程中脱颖而出，中原中心逐步显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面积近280万平方米的古城，单体建筑基址面积最大者达8000平方米，大墓随葬鼍鼓、石磬、彩绘龙盘和玉石钺，表明墓主人尊贵身份。遗址还发现观象台遗迹、朱书陶文、青铜容器残片，彰显高度发达的文明气象。陕西神木石峁城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由外城、内城和皇城台构成，皇城台内有面积达上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宽阔的广场以及通向城内的高大门楼和道路，在砌筑皇城台台基边缘墙体的石块中发现雕刻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刷新这一阶段长城沿线地带文明发展的新高度。距今3800年前后，二里头文化在中原地区崛起。学术界普遍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主体，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遗址，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观念，随着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器物对外广泛传播。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辐射四方，开启中原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二是“何以中国”明晰中华民族起源发展核心命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加快实施，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从考古学维度深刻解答中华文明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最新研究表明，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经历了逐步发展的过程。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庙底沟文化彩陶的扩展，中国史前时期出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文化圈，这一现象应是炎黄集团兴起并对周围地区产生强烈影响的体现。距今5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各区域文明彼此交流，形成交流互动圈，出现龙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到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以尧舜禹为核心的势力集团积极吸收其他地区先进因素，为中原地区文化注入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周围地区先进文化因素在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汇聚融合，而该遗址被认为是尧都平阳。据此，有学者总结出中原地区两种文明演进模式——在仰韶文化中期和庙底沟二期阶段，中原地区文明化遵循渐进型发展模式，盛行世俗观念和务实思想；龙山时代社会分层明显、原始宗教迷信盛行，具有多元文化汇入特征。进入夏王朝之后，中原王朝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原与周边的交流转变为以对外辐射为主的模式。在二里头遗址，礼仪性用具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出现大型玉石钺、玉刀、玉璋等表示持有者高贵身份的仪仗用具，初步形成华夏风格的礼器制度。夏商周三代前后相继，文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禹通过治水伟业获得执政权，开启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文明；商人通过贸易壮大力量，靠神权掌握宗教权，将王权和神权高度融合；周人靠农业立族，以德政受天命，施行分封制，完成族群凝聚，形成华夏文化共同体。其后的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从小国林立到大国争雄，最终由秦灭东方六国，实现天下一统、四海一家的政治格局。

　　三是“何以一统”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发展理路。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五帝时代的政治一统与文化一统。夏朝的建立开启早期中国政治整合，代表礼制的玉牙璋扩散至华南、西南地区。商出于夷，其先公先王阶段在华北平原上反复迁徙，商族逐步强大。成汤伐夏桀，居西亳，商文化势力向西拓展，推动夷夏融合。商王朝建立之后，为控制周边地区战略资源，商文化呈波次向周边区域分布扩展，逐步形成以内外服制为管理体制、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近年来三星堆遗址多座祭祀坑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研究表明，三星堆的铸铜技术如陶范分范方式、芯撑运用等，以及三星堆出土的尊、罍等铜容器，主要源于中原商文化系统。周王朝通过分封制，推行礼乐文化，第一次实现政治与文化大一统。北京琉璃河遗址发现双重城垣，出土青铜器铭文记录“太保墉燕”，进一步实证周初分封制。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发现的城墙、高等级墓葬、青铜器、甲骨文等，表明周王朝的政治影响一度向西北方向延伸至固原地区，同时是戎人逐渐融入华夏的见证。秦国长期与戎狄为邻，屈肢葬习俗、陶铲足鬲、青铜短剑、动物纹牌饰等因素在秦文化核心区多有发现，而湖北云梦郑家湖秦人墓地是秦文化深入长江中游地区的实例。统一六国后，秦朝全面推广郡县制，经过西汉早中期的调适与发展，秦汉大一统得以进一步深化，标志着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发现的高台建筑遗存，展现了规模宏大的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湖南湘西里耶古城出土3万多枚秦代简牍，记录迁陵县的行政事务、户籍管理、赋税征收等内容，清晰揭示秦代郡县制在地方的运行。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2000余枚，包括多种古滇国和益州郡官印封泥，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证实《史记》《汉书》中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置益州郡的记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与文化整合，隋唐大一统在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更进一步。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宋开封城、辽上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都城遗址，选址、规划、布局的原则理念一脉相承，体现不同民族统治者对国家政治文化的认同。西夏陵中各陵均为独立、完整的建筑群，布局大致相同，体现西夏陵对唐宋王朝陵寝布局传统的承袭与发扬，是中华文明多元融合的缩影。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和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在选址方式、整体布局和建筑风格上，既体现地方民族文化传承和国家认同，也反映中央对地方的治理，见证中央对西南多民族地区“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

　　新时代以来，边疆考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系统推进，成为“考古中国”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工作者肩负“学术戍边”重任，扎根边疆地区，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证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治理等核心议题，在新疆、西藏、内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开展系统性考古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为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提供考古学支撑。据统计，仅在“十四五”期间，就有吉林古城村、新疆莫尔寺、西藏玛不错等重大考古发现，生动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特质。喀什莫尔寺遗址、鄯善吐峪沟石窟寺、吐鲁番西旁景教遗址等考古发现，揭示新疆古代多元宗教传播、交融以及中国化过程。新疆卓尔库特、奎玉克协海尔古城遗址为寻找西域都护府提供重要线索，石城子遗址被推断为汉代疏勒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都护府所在地，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被确认为唐代“沙堆烽”故址，“春景渐芳，暄和未尽，不委如何”的一纸书简跨越千年，款款道出戍边将士深沉的家国情怀。新疆吐鲁番市巴达木墓地出土的唐代摄北庭副都护程奂和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志，以无可辩驳的实物证据，证明唐代中央政权在人事任免、行政管理等方面对西域的深度介入，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在新疆地区的生动体现。

　　四是“科技赋能”强化多学科融合创新支撑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考古工作发现和分析能力，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能力”。新时代以来，新手段、新工具被广泛应用于考古工作全过程，彻底改变传统研究模式，推动中国考古学迈入黄金时代。国家相关部委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建设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考古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大力开展学科交叉和学科整合研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田野发掘技术、考古信息提取、文物成分分析、科技检测手段、遗迹遗物保护、历史场景数字复原以及考古历史融合等关键领域，不断拓展和完善新方法，系统推动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学科建设，构建起涵盖多领域的全链条科研体系，有效提升中国在世界考古与文化遗产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最近，中国考古学者对山东傅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的分子人类学、遗传学和碳十四测年等研究，首次确认了距今约4750—4500年的母系氏族村落，在人类社会演变和文明起源研究领域有重大意义。

　　三、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全面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

　　步入新时代，中国考古学进入文明阐释形成中国话语的新阶段，一系列国家重大专项和学术平台锚定构建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设立“中国考古研究专题”，精准布局考古学科核心研究方向。《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权威期刊深度推动考古学科积极参与文明阐释研究，筑牢理论建构、话语创新、服务国家战略的学术根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新闻发布会、中国历史研究院常态化重大成果发布等活动持续举办，坚定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上述举措，在考古学科建设和学术引领、持续夯实中华文化主体性方面提供强大学术动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是阐释文明价值，深入探究“两个结合”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文明阐释的核心任务就是科学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切实回答好为何中华民族能够孕育出五千多年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种连绵不绝的文明特质，又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何种启示与支撑。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推进，考古材料日益丰富，在学科使命的驱动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对象。这一转变不仅契合考古学的发展规律，更让考古工作有了明确的主线与抓手。考古工作者以“两个结合”为指引，紧紧围绕中华民族文明基因和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融合性的根本性问题，从考古材料中深入探究中华文明延绵不绝、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文明韧性，以及开放包容、朴实典雅、和谐自然、崇礼尚德的文明特质，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文明基础，深刻阐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刻论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

　　二是构建中国话语，不断完善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文明阐释中国话语的形成，关键在于构建具有原创性、科学性的自主知识体系，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实现中华文明阐释的自主表达。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着眼于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通过对考古材料的研究阐释，凝练出事关文明沉降、族群聚散、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思想变迁和人类未来的大问题，做关乎民族复兴大业和文化自信大局的大学问。一方面，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材料基础不断夯实。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古代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是中国考古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到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材料序列完整、体量巨大、类型丰富。伴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和“夏商文明研究”等重大工程深入推进，发掘出土的实物遗存和文字材料迅猛增长，形成数量巨大、特色鲜明的文明阐释研究“数据库”。另一方面，材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推动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历经百余年，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一条本土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中国考古学实际出发，打破传统西方学术界关于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三要素”作为文明社会的标准，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答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研究成果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是中国考古学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三是促进文明互鉴，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文明阐释中国话语的构建，最终要服务于文明交流互鉴，描绘世界文明图景，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世界考古论坛、良渚论坛等国际化品牌论坛先后创办，为考古工作者提供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平台，一批重大考古新发现、新成果、新观点发布，为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作出学科贡献。新时代以来，境外考古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考古合作持续增强，是中国话语实践延伸的重要载体。据统计，仅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在4个国家开展6处文物古迹保护修复，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一大批文物进出境精品展览擦亮中国文化遗产“金色名片”。考古工作者走出国门，在中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区开展跨国联合考古项目。他们在更广阔的比较文明视野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特质，并将中国考古技术、研究方法与文明阐释理念，通过具体的合作实践传递出去，让文明阐释中国话语成为连接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纽带，将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连绵不绝的智慧，转化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强大力量。

　　考古开今续根脉、旧邦新命释文明。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人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围绕文明阐释研究，全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凝练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萃取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学科力量。

　　（作者孙庆伟，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