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川山、郭平兴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10月13日在广东汕头考察开埠文化陈列馆、侨批文化馆时指出，华侨“有一块钱寄一块钱，有十块钱寄十块钱。这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中国心”。这段话精准地揭示了侨批背后家国一体的文化逻辑：个体的血汗钱、微薄的家书，汇聚起来便是民族的精神脉络。由深圳文化团队制作出品的《给阿嬷的情书》这部被媒体誉为“口碑黑马”的影视作品，已然成为当代文化影像传播史的重要文化事件，其成功不仅在于商业层面的逆袭，更在于它借助侨批的微观叙事，提供了一种理解家国关系的“岭南式”叙事范式：它以一纸侨批为媒，将“家”与“国”的关联从宏大叙事下沉至日常伦理，从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身情感，从程式化、机械化的宣传回归日常化、可视化的生活世界。

　　侨批：家国情怀的“记忆之场”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是独属于华侨华人的文化现象。它既是经济凭证，亦是情感载体，在泛黄纸页的墨迹与汇款数字之间，凝结着跨越山海的牵挂与守望。每一封侨批都构成一个微缩的“记忆之场”。影片中，郑木生从暹罗寄回潮汕的一封封侨批，既是经济血脉——血汗钱支撑起家庭的生计，也是情感脐带——文字维系着跨越山海的思念。

　　从家国关系的视角审视，侨批具有独特的“中介”功能。它既不是纯粹的家书（私人情感），也不是纯粹的公函（国家事务），而是处于公私之间的“第三空间”，其珍贵之处，在于它同时承载了个人命运与民族历史：每一封侨批都是个体生命的碎片，但数十万封侨批汇聚起来，便构成了近代中国“下南洋”移民史的血泪见证。侨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身份，进一步强化了其家国意涵。2013年，“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给阿嬷的情书》对侨批的影像化呈现，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复现，而成为家国关系的隐喻系统。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侨批”意象——泛黄的信纸、模糊的邮戳、老式的钢笔、潮汕特有的咸猪肉和工夫茶——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心考证。这些物件不仅是道具，更是情感的容器。当孙子晓伟在泰国发现阿公早已离世、代笔写信的是陌生女子谢南枝时，侨批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它不再仅仅是私人间的通信，而是成为维系两个家庭、跨越两代人、联结山海两端的情感纽带。

　　这些反复摩挲的生活实感，真实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风貌皆成为国家叙事在民间肌理中的真实落点。影片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潮汕家庭的故事，更是岭南文化中的民族历史记忆。

　　别样表达：女性叙事与家国情怀的伦理新解

　　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女性往往就是家的象征。而在传统侨批叙事中，女性收信人极少，且多处于依附地位，情感与经验被男性叙事遮蔽；“守家”往往被理解为被动、从属的角色。《给阿嬷的情书》呈现出鲜明的性别维度，影片塑造了两位核心女性形象——叶淑柔和谢南枝，她们以不同的方式承载了家国联结的伦理重量。

　　叶淑柔代表的是在家乡“守家”的女性形象：她独自坚守乡土、抚育子女、维系家庭运转，在“下南洋”的历史语境中，留守女性的“守”本身就是一种牺牲和付出——她们以青春和等待为代价，维系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延续。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留守女性的坚守，就没有海外移民与故乡之间的情感纽带，也就没有家国认同的物质基础。谢南枝代表的在异国“跨界”的女性形象。她身处他乡，通过代笔书信、寄钱寄物的日常实践，成为连接两个家庭、两个国度的桥梁。

　　《给阿嬷的情书》将女性之间的“互助同盟”作为家国联结的情感基础。叶淑柔和谢南枝虽然从未谋面，却通过一封封书信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们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宗族纽带，维系她们的是“信义”与“牵挂”——这些超越血缘、地域的伦理情感，恰恰是家国认同得以可能的基础。谢南枝不是被动卷入这段历史，而是主动选择承担使命，这种选择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是出于感恩与善良。这种基于“义”与“信”的情感联结，比血缘更具包容性，也更能拓展为对更大共同体的认同——这正是从“家”到“国”的伦理通道。

　　从“家”到“国”：侨批微观叙事如何抵达家国之思

　　真实共情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密码，影片聚焦侨批承载的亲情、乡愁、诚信、坚守等朴素情感。《给阿嬷的情书》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它揭示了“家”如何通过日常伦理的实践，自然过渡为“国”的情感认同。影片没有直接呈现宏大的家国叙事，而是以“有情有义”的日常伦理为纽带，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对家国共同体的认同。

　　影片的叙事核心是“情义”二字。开篇阿嬷的台词“做人要有情有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点明了全片的主题基调。然而，影片对“情义”的诠释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的伦理实践来展开。郑木生对家人的责任担当、叶淑柔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谢南枝对恩情的铭记与回报——这些看似属于私人领域的伦理行为，却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获得了超越个人的公共意涵。

　　尤其是谢南枝这个角色的设置尤其值得肯定。她与郑木生非亲非故，只是因为受过救命之恩，便承诺在他离世后代笔写信给远在潮汕的叶淑柔。这一承诺的执行长达18年，直至她自己也步入暮年。这种“利他性僭越”——以善意谎言守护他人希望——打破了现代社会中“真相至上”的单一伦理准则，回归到了乡土中国“情义高于事实”的传统智慧。南枝从被书写的客体变为主动书写的主体，通过书信学习文字、开办华文补习班、受教的孩子们长大后捐建学校——文化认同的种子就这样一代代传递下去。从个体情感到社会共同体，从私人信义到公共道义，家与国之间的鸿沟被日常伦理的实践所填平。

　　《给阿嬷的情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它展示了岭南文化地方叙事如何能够超越地域局限，抵达中华文化家国之思的理性高度。潮汕方言、侨批文化、工夫茶、红桃粿、迎老爷等民俗细节，构成了影片浓厚的岭南地域特色。这些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并没有成为传播的壁垒，反而成为情感共鸣的催化剂。影片虽然讲述的是特定地区、特定族群的故事，但其核心情感——牵挂、乡愁、信义、坚守——具有普遍性。下南洋、离别、留守、隐忍、牵挂，“每一个中国人的祖辈，都藏着相似的一生”。从广东到福建，从山东到东北，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都镌刻着类似的“离别—漂泊—牵挂”的情感结构。

　　影片采用双时空叙事结构，将晓伟的寻亲之旅与过去阿公阿嬷的分离和思念巧妙交织。这种叙事安排产生的效果是：观众跟随晓伟的视角，不断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切换，在悬疑的驱使下逐渐拼凑出历史的真相。当真相揭露——阿公早已离世、代笔人是谢南枝——观众与晓伟同时经历了一次情感上的“认祖归宗”：我们以为自己寻找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实际上寻找的是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种情感共同体。这种叙事策略的深层逻辑，是将“家国”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个人体验。这种“发现”比“说教”更具说服力，因为它发生在观众的生命经验之中。

　　《给阿嬷的情书》的影视创作表明：家国认同的根基不在空中楼阁，而在一封侨批、一件咸猪肉、一句“胶己人”的乡音里。宏大叙事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微观叙事的支撑，没有日常伦理的浇灌，家国情怀便可能沦为空洞的口号。更重要的是，影片的走红折射出当代观众对真实情感的本能渴求。在“算法饲喂和数字奇观”堆砌的当下，观众越来越抗拒套路化的叙事、模式化的情感、概念化的说教。他们渴望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生活。《给阿嬷的情书》以“向叙事的本真回归”回应了这一需求——不作煽情处理，不搞刻意反转，只是静静呈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让观众自己去感受、去判断。这一文化呈现方式提醒我们：家国情怀不是自上而下的赋予，而是自下而上的凝结。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有情有义地活着，当这种情义在代际之间传递、在社群之间扩展，家国认同便自然流淌。作为该成功影视作品的策划、出品地的现代城市深圳，正全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进一步将文化软实力作为城市竞争的核心维度，不断注入新动力，以此《给阿嬷的情书》为范例的特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和推广，无疑具有多重时代价值。

　　（本文系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院开放性课题“深圳历史文化基因与现代城市文明身份建构”（项目编号IGUC24B005）资助，为该项目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罗川山为广东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南方科技大学全球城市文明典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郭平兴为惠州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