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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6月13日，以“文物属于人民 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期而至。作为主场城市活动的一部分，“寻绎夏商”主题展览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启幕。此次展览汇聚全国35家文博机构，系统展现各地代表性夏商时期精品文物。本期“文物会说话”有声海报专栏，特从本次展览中甄选多件代表性参展文物，通过有声海报、AI配音形式，以第一人称视角回望中华文明之源，领略数千年前夏商文化的独特魅力。
◆网格纹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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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青铜鼎，诞生于夏代的炉火之中。别看我只有一枚硬币的厚度，却承载着中原大地从陶器走向青铜时代的伟大跨越。我的圆腹平底与锥状三足，延续着先民们熟悉的朴拙造型，但腹身那纵横交错的网格纹，却是属于青铜时代的独特印记。当我不再只是寻常人家烹煮食物的器皿，便化作了象征王权与礼制的重器。我静默无言，却以这方寸之躯，诉说着中华文明王权礼制萌生的最初曙光。”
—— 来自网格纹铜鼎的自述
文物简介：
网格纹铜鼎，夏代，现藏于二里头夏都博物馆，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鼎。器物通高20厘米，口径15.3厘米，底径10厘米，厚度仅1.5毫米。收口、圆腹、平底、锥状三足，腹饰不规整的方格纹，口沿上有两个半环状耳，整体延续了中原龙山文化晚期陶鼎的朴拙造型，材质却是当时的贵金属——青铜，是铜与锡、铅等的合金。
作为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出土的唯一青铜鼎，网格纹铜鼎三足呈四棱锥状，鼎本是寻常物件，用来烹煮食物，当它从陶鼎变成青铜鼎，就有了礼器的功能，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
◆带翼铜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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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自遥远的夏代，是华夏大地最早的有舌青铜乐器之一。我身形小巧质朴，器壁轻薄，依靠复合范工艺铸造而成，承载着夏代青铜铸造的原始风貌。铃腔内的玉石铃舌，是我发出清越声响的奥秘，轻轻晃动，清脆铃声便能悠悠传开。虽然如此，我从不只是简单的乐器，在夏人的世界里，我的铃声可通达天地、祈福驱邪，是祭祀礼仪中沟通人神的媒介，也是持有者特殊身份的象征。我以一声铃响穿越千年，奏响了中国早期青铜乐器的序章，见证着夏代礼乐与信仰文明的萌芽。”
—— 来自带翼铜铃的自述
文物简介：
带翼铜铃，夏代铜器，高9厘米，1962年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现藏于河南博物院。带翼铜铃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其器壁较薄，形体小巧，简单质朴，整件铜器是采用复合范铸造而成，带有早期青铜器的特点，代表了当时的铜器铸造水平。铃腔内附有玉石铃舌，多与嵌绿松石铜牌或龙形饰共出，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手部，表明拥有铜铃的墓主人具有特殊身份，也暗示铜铃具有与祭祀礼仪相关联的功能。二里头铜铃及其玉舌的出土，证明在夏代我国的乐器制作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
◆铜带鋬（pàn）觚（gū）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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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盘龙城遗址出土的‘独一份’，集角的口、觚的身、带鋬器的执柄于一身，是商代先民打破常规、大胆创新的杰作。我的口部两流外张，如同爵般便于倾注；腹部修长挺拔，承袭了觚的优雅身姿；而那一侧装饰着兽面纹的鋬把，则赋予了我在宴饮中握持的便利。我并非简单的器物拼凑，而是先民在礼制与生活间寻找平衡的智慧结晶。当我静静伫立，这方器身之内，盛满的不仅是醇香美酒，更是长江中游青铜文明独有的灵动与自信。”
—— 来自铜带鋬觚形器的自述
文物简介：
铜带鋬（pàn）觚（gū）形器，商代前期，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器物口部与铜角类似，有两流向外张开；器物腹部外侧安装有一个装饰兽面纹的鋬把，下腹部近圈足的部位装饰一周阳线兽面纹；器身中空，横截面为扁圆形，容积约440毫升。该器的整体器型兼具了觚、斝、角等青铜酒器的部分特征，左右对称，富有美感，体现了商代先民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审美特征。
作为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该器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件此类器形，为过去所未见，被考古界公认为本地特有的创新器型。它既保留了中原青铜礼器的基本元素，又融入了长江流域先民的实用需求与审美偏好，是研究商代早期南北文化交流与地方青铜文明发展的重要实物例证。
◆有领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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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岁月在我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甚至染上了点点朱砂红痕，但依然掩盖不住我温润的光泽。你看我中间高高凸起的‘领部’，那是工匠为了让我更稳固地佩戴或悬挂而特意设计的巧思。最让我自豪的，是这璧面上雕刻的9个同心圆纹饰。在那个没有精密仪器的年代，我的创造者用极大的耐心，一圈一圈打磨出这样规整的线条，它们就像水面的涟漪，也像天上的星辰，象征着秩序与圆满。作为目前出土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同类玉器之一，我曾佩戴在商代贵族的身上，见证过无数庄重的祭祀大典。如今，我不再只是权力的象征，更愿意做一位历史的讲述者，带你回望三千多年前长江之畔那段辉煌的文明。”
—— 来自有领玉璧的自述
文物简介：
有领玉璧，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是目前我国出土年代最早、体量最大的有领玉璧。其造型十分精美，直径长达22.2厘米，中间领部上下突出，璧身表面有9个同心圆纹饰，制作规整、纹饰清晰，是目前最早雕刻9个同心圆线饰的有领玉璧。
作为商代早期重要遗存，它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面貌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此器是商代贵族身份与权力的象征，亦是中华悠久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见证。
◆青铜大圆鼎
“别看我现在满身绿锈，沉默不语，但在三千多年前，我可是绝对的‘顶流’。作为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往那一摆，就是妥妥的视觉焦点。但我最引以为傲的，不是‘大’，而是‘巧’。你凑近看看我的器壁，最薄的地方只有0.2厘米，薄如一枚铜钱！古时能将铜液浇铸得这般均匀、轻薄且体量宏大，堪称鬼斧神工，尽显超凡铸造技艺。鼎身环绕兽面纹，双目望向四方，承载着先民的虔诚敬畏。我曾用于盛大祭祀，如今静静伫立，以一身风骨尽显王者气度。”
—— 来自青铜大圆鼎的自述
文物简介：
青铜大圆鼎，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青铜圆鼎。器身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重达24.34千克。在商代早期属于代表至高王权的顶级青铜重器。
此鼎体量恢弘，铸造技艺精湛绝伦，器壁最薄处仅0.2厘米。宏大器型与超薄器壁形成鲜明反差，充分展现了商代早期铸铜工匠高超的技艺水平。
该鼎作为祭祀专用礼器，鼎身环绕兽面纹，四面突出的兽眼朝向四方，是人神交流的象征符号。纹饰简洁庄重，饱含先民对神祇的敬畏之情。这件重器既是商代早期青铜工艺的巅峰之作，也是研究当时祭祀礼制、王权体系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铜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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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商代早期的铜爵，是古人案头与祭坛上不可或缺的酒器，亦是身份与礼制的化身。我身形扁圆，长流舒展便于倾酒，尖尾精巧维持平衡，束腰平底搭配三足，每一处造型都贴合实用需求，也恪守着森严的礼仪规制。颈腹间的兽面纹古朴庄重，默默镌刻着商代的审美与信仰。在那个饮酒成风的年代，我不止用来盛放美酒，更是区分贵族等级的重要礼器。后世 ‘爵位’‘加官进爵’ 的说法皆因我而来，三千余年过去，我静静伫立，讲述着商代礼乐制度的源远流长，也让后人读懂小小酒器背后蕴藏的等级秩序与时代文明。”
—— 来自铜爵的自述
文物简介：
商代早期文物，2014年出土于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现存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铜爵是夏商周时期用来饮酒的青铜器具，相当于现在的酒杯。这件青铜器的造型完全遵循使用的饮酒需求与严苛的礼制规范，器身扁圆，长流短尾，束腰平底。颈腹部装饰兽面纹，容积约218毫升。口部的前端有倒酒的凹槽，称之为“流”，后部有尖状的尾；在流与口之间有带帽的立柱，腹部一侧有一个銴把，器身下面有三个尖锥状的长足。
商代饮酒之风盛行，当时表示身份等级地位的主要器物就是铜觚、铜爵等酒器。铜爵是象征贵族身份的礼器，后世“爵位”“加官进爵”等词语正是由此引申演化而来。
◆绿松石镶金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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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诞生于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沉睡在盘龙城遗址的沃土之中。我本是一首双身的龙形美饰，承载着先民对图腾的崇拜与向往，也曾陪伴贵族度过岁月。我以细碎的绿松石片拼接成身躯，亮眼的金箔化作我的眉眼与齿牙，青绿与鎏金相互映照，即使被岁月蒙尘，但依旧绽放光彩。作为盘龙城出土的首件金玉镶嵌饰品，我见证着商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如今，我虽身躯残破，但重见天日的我依旧诉说着长江中游早期金器工艺的发展历程，成为商代金玉相融、匠心传承的鲜活见证。”
—— 来自绿松石镶金饰件的自述
文物简介：
商代绿松石镶金饰件2014年出土于武汉盘龙城遗址杨家湾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残长20、残宽16.5厘米。器身主体以绿松石片镶嵌贴塑，眉毛、眼睛牙齿由金箔片装饰而成。饰件以大漆为黏合剂，胶结在木材或皮革等有机质之上，经长时间埋藏，饰件部分发生位移和翻转，经复原为一首双身的浮雕龙形饰。绿色的松石和金色的黄金相互映衬，视觉效果十分突出。
这是盘龙城首次发现的金玉镶嵌饰品，而且也是商代文化中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单位明确、器形基本完整的金玉器饰品，对于研究我国早期金器和金玉镶嵌工艺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人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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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雾缭绕的宗庙之中，我曾静静聆听过无数祈求风调雨顺的虔诚祷语。高凸的眉弓、斜长上挑的双眼、紧抿的双唇，这肃穆威严的面容并非凡人模样，而是古蜀先民心中神灵与祖先的化身。虽脱胎于商代，我却有着独树一帜的灵魂，没有照搬中原的礼器范式，而是将古蜀人对神灵的想象刻入骨血。如今走出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夏商瑰宝同堂并立，只为向世人诉说：中华文明的璀璨，正是源于这百川汇海、多元一体的磅礴气象。”
—— 来自青铜人面具的自述
文物简介：
青铜人面具，商代，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器物整体为人面造型，轮廓规整，面部五官刻画鲜明，眉弓凸起，双眼斜长上挑，鼻梁挺拔，双唇紧闭，神态肃穆威严。面具边缘及双耳处设有多处铸后凿制的穿孔，主要用于穿绳固定，可依附于木柱、人像等载体，应用于宗庙祭祀等礼仪活动。
三星堆青铜面具造型风格独树一帜，脱离中原夏商青铜礼器的艺术范式，承载着古蜀先民的神灵崇拜与祖先信仰。这件文物亮相“寻绎夏商”特展，与中原、长江中游夏商文物同场展出，直观印证了商代时期黄河、长江流域多元文明并行发展、交流互鉴的历史格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脉络的珍贵实物见证。
◆“亚长”觥(gō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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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商代晚期大将军‘亚长’的专属酒器。别看我通高不到20厘米，体量小巧，却承载着这位战功赫赫的武将生前的荣耀与宴饮之乐。近流处饰有大象张口扬鼻、双腿间还藏着一只小象的生动纹饰，这不仅是装饰，更可能是对南方贡象或吉祥寓意的记录。我四足稳立，流口微扬，盖钮如菌，鋬手兽首，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工匠巧思。当我被置于案头，盛满香酒，那‘亚长’二字的铭文便无声宣告：此器非寻常之物，乃军权与地位的象征。”
—— 来自“亚长”觥的自述
文物简介：
“亚长”觥(gōng)，商代晚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器物通高18.7厘米，重1.35千克。身短宽，流微上扬，近流处饰一大一小两头象纹，大象张口扬鼻，双腿之间还饰一小象，纹饰生动活泼。腹部呈现扁圆形，后有扁平状鋬，鋬内有凹槽，上部为兽头状，其后饰云纹，器盖前端窄小，形似怪兽，中部有菌状钮。底较平，下有四个三棱锥状足。器盖内壁及器底内壁均有铭文“亚长”。
“亚长”墓是殷墟继妇好墓之后出土随葬品最多的墓葬。墓主为35岁左右的男性军事家，骨骼上的多处刀砍伤印证了其英勇作战的经历。这件铜觥作为极具代表性的酒器，不仅展现了商代晚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更反映了贵族宴饮与军事权力的结合。其罕见的四足设计与生动的象纹装饰，是研究商代社会结构与艺术审美的珍贵实物。
监制：张宁 策划：李政葳 文案/制作：杨经国、张晨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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