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易

　　重庆奉节与诗歌的历史因缘由来已久。千百年来，一代代诗人行至此地，留下上万首诗篇。2009年出版的《夔州诗全集》，便收录了742位诗人的4464首诗作。一个地处三峡腹地的山区县城，何以成为中国诗歌版图上如此醒目的地标？问题的答案，可从奉节独特的地理格局与中华诗词发展脉络的交汇处去寻找。

　　奉节古称夔州，建制已逾2300年。唐代设夔州，州治即今日奉节县城。其地“据三峡之西口，当全蜀之门户”，长江穿境而过，瞿塘峡横亘其东。北岸赤甲山赭红如削，南岸白盐山色白如练，两山夹江对峙，壁立千仞，江面最窄处不及50米——这便是“夔门天下雄”的地理格局。唐代以前，巴蜀与中原的交通主要依靠两条孔道：北有剑门关的陆路，东有夔门的水路。夔门是长江自四川盆地奔涌而出的最后一道关隘，由蜀入楚或由楚入蜀的文人都要经过这里。俗语云“天下诗人皆入蜀，行到三峡必有诗”，正是对夔州作为诗歌地理枢纽的概括。除了位置上为交通节点，更重要的是，夔州的地理环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呈现了自然的力量——那种雄、险、急、幽交织的峡江景观，在视觉与心理上给予诗人强烈的冲击，成为激发诗情的强大触媒。有学术研究指出，夔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不仅为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提供了独特的意象，而且对杜甫这一时期诗歌独特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江山之助”，同样适用于在此留诗的大多数诗人。

　　在夔州真正成为诗歌现场之前，三峡地带已在古典诗文中有过漫长的“前史”。屈原《山鬼》中“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的幽邃意象，宋玉《高唐赋》中“巫山赫其无畴”的瑰奇想象，都已隐约指向三峡的地理空间。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六朝以前，绝大多数诗人并未亲临其境，是以诗文所载三峡、夔门，多凭想象描摹。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唐代，随着国运昌隆与士人漫游、宦游之风的盛行，夔州开始更多地进入诗人的亲历视野。陈子昂、王维、孟郊等诗人先后经过此地，为夔州诗歌积累了最初的实景书写。而真正让夔州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不可撼动之地位的，是两位伟大的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夔州的因缘，始于他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出蜀之旅。当他乘舟东下，首次面对夔门“天阙宏开”的雄姿时，心胸为之一阔。他在诗中写道：“飞步凌绝顶，极目无纤烟。”夔门的开阔气象与他彼时的人生状态，形成了一种完美的同构。乾元二年（759年），已步入晚年的李白被流放夜郎，行至夔州白帝城时忽遇大赦。半生流离之绪、绝处逢生之喜，与夔门之雄阔山水和顺流而下的极速体验交织在一起，终成千古绝唱《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的妙处，在于它将地理的快与人心的快熔铸为一。白帝城下临长江，距夔门极近；从白帝城到江陵的千里水路，在古代航运条件下本需数日，诗中却说“一日还”，这既反映了峡江水急的真实状况，也是诗人归心似箭的心理投射。这里的“轻”，轻的不只是舟，还有心——夔门的险峻此刻不再是阻碍，而成为诗人挣脱命运桎梏的见证。

　　如果说李白在夔州写下了“快”，杜甫则在夔州写下了“沉”。大历元年（766年），杜甫辗转漂泊至夔州，在此寓居将近两年。这段时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一段安定岁月，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巅峰期。据统计，杜甫流传下来的诗作近1500首，在夔州就写了400多首。夔州山水深刻塑造了杜甫晚年诗歌的独特风貌。767年的重阳节，杜甫登高望远，写下了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律诗”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首诗与夔州的地理环境紧密相关：“风急天高”是峡中秋日的高爽，“猿啸哀”是三峡两岸猿声的实录，“无边落木”是山林秋色的视觉铺展，“不尽长江”则是夔门之下大江奔流的永恒意象。地理景观在这里不仅是被描摹的对象，更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容器——夔州秋日的萧瑟与他身世的飘零、家国的忧思融为一体。杜甫在夔州还创作了另一组不朽杰作——《秋兴八首》。这组诗以夔州秋景起兴，遥望长安，八首连章而下，一气贯注。诗中“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等句，既是瞿塘峡波涛的实写，也是诗人内心波澜的外化。有学者指出，在夔州山川风物的熏陶下，杜甫的个体生命中形成了“重热感、重质感、有韧性的夔州精神”。夔州赋予杜甫晚年诗歌前所未有的沉雄与深邃，而杜甫也用他的400余首诗篇，为夔州奠定了不可动摇的诗城基石。

　　如果说李白与杜甫代表了夔州诗歌的两座高峰，刘禹锡则为夔州诗歌打开了另一扇门——通向民间与民俗的门。长庆二年（822年），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刺史。在任期间，他注意到当地流行一种名为《竹枝》的民歌：青年集会赛歌时，吹短笛、击鼓为节奏，歌者一边唱歌，一边起舞。于是，刘禹锡“依调填词，仿照楚辞九歌”，创作了《竹枝词九首》等作品。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一首是：“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峡江春日风景的白描——杨柳垂拂、江平如镜；后两句则巧妙运用“晴”与“情”的谐音双关，将少女听到心上人歌声时的微妙心理写得含蓄而生动。刘禹锡将巴渝地区的民间歌谣提升为文人诗的新体裁，使夔州成为竹枝词的重要发源地。这一开创不仅丰富了唐代诗歌的体裁与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民歌体创作。白居易在忠州听闻竹枝歌时写下的“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正是这一诗歌新传统在夔州山水间的回响。

　　两宋时期，更多诗人循着前贤的足迹来到夔州，在这片山水间续写诗章。苏轼乘舟经过瞿塘峡时，目光被江心的滟滪堆所吸引。这块巨石“亭亭独立”，被视为天下之至险，苏轼却从其砥柱之姿中，悟出了安危相易、世事浮沉的哲理，写下《滟滪堆赋》，慨叹“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的磅礴气势。地理的险阻在此转化为哲思的触发点。陆游于乾道六年（1170年）入蜀赴任夔州通判，他在《入蜀记》中详细记录了经过瞿塘峡的见闻，“两壁对耸，上入霄汉，其平如削成”。夔州山川风物对陆游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他诗歌美学思想嬗变的巨大动力。他在夔州读杜诗，读到“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时，感同身受，不禁痛哭流涕——这是相隔数百年的两位诗人，在同一片山水间的精神对话；晚年回望夔州岁月，陆游又用“忆到夔门正月初，竹枝歌舞拥肩舆”，定格了夔州的烟火风雅与俗世温情。南宋名臣王十朋于乾道元年（1165年）知夔州，在任期间作诗300余首。他的《人日游碛》描绘了夔州百姓正月初七倾城出游八阵碛的民俗场景，《别夔州三绝》则抒发了离任时“我亦怜夔不忍去”的深情。王十朋的夔州诗讴歌了夔州的山川风物，也咏赞先贤，体现了南宋士人建构本土诗教体系的自觉意识。

　　地理选择了诗人，诗人选择了地理。赤甲白盐的峭拔、瞿塘峡的险急、峡江秋日的萧瑟、巴渝民歌的婉转……这些地理与人文的元素，以各自的方式进入诗人的视野，激发诗人的创作，成为他们笔下的意象、情感与哲思的源泉。而诗人的不朽诗篇，也将一处地理空间升华为一个文化符号。峡间的长风、江上的猿啼、崖畔的青石，因诗人的吟咏而被赋予超越物理存在的意义。夔州，不仅是一个被吟咏的对象，更成为一代代诗人主动参与建构的文化共同体。岁月迁流，上万首诗词沙累跬积，铸就今日奉节“中华诗城”之赫赫文脉。

　　大江滔滔不息，诗韵代代相承。今夏，笔者乘游轮再访夔门，伫立船头，望大江东去，仰两山巍峨，抚千年诗卷，感悟华夏江山与古典诗词的相生相融，遂作一首七律《上夔门》，续前贤风雅，寄万古襟怀：

　　祖龙夭矫下昆仑，盘古劈空遗斧痕。

　　赤甲白盐俱仰削，紫云金浪隐崩奔。

　　惊回滟滪万年寂，泻落沧溟一气混。

　　浴日天风大鹏翼，扶摇横翥上夔门。